在众多翻译英国文学的翻译家中，伏尔泰（Voltaire/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著名的哲学家、剧作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他曾经因为在上层社会抨击政府和讽刺权贵而被捕入狱，关了将近一年。然而，出狱后的伏尔泰并没有改变他讥讽时政的脾气和嬉笑怒骂的犀利文风，这也直接导致他于1726年被迫流亡英格兰。不过也正是因为在英格兰滞留两年时间，才使得伏尔泰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当时英格兰的文学、艺术、哲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向法国读者翻译和介绍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伏尔泰的翻译方法与17世纪流行的自由翻译不一样，他强调要忠实于原文作者。在与同时代的著名女性翻译家达西埃夫人(Anne Dacier,即Madame Dacier,1654-1720)的通信中,他表示十分赞赏也比较推崇达西埃夫人用准确的方法翻译荷马史诗的做法，称她是法国国内仅有的两三个能够翻译荷马作品的诗人。在谈到自己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时，他说：“为了公平起见，我不得不准确翻译莎士比亚。我将莎士比亚悲剧中散文的部分译成散文，在他使用韵文的地方，将其翻译成韵文。原文中低俗的和家喻户晓的地方，我也以同样的方式翻译过来。我尝试在莎氏咆哮的地方咆哮，十分小心不要增加或缩减原文中任何含混和空洞的地方。”伏尔泰之所以忠实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这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众所周知，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评价并不高。他之所以选择这种非常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方法与这个有很大关系，因为伏尔泰觉得通过忠实的直译可以展示出原文所具有的缺陷，进而证明自己对莎士比亚戏剧成就的判断是有根据的。翻译方法的选择其实是为他的文学批判服务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曾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创作了悲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该作品在法国引起轰动。
继伏尔泰之后为法译莎士比亚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勒图尔诺（Pierre le Tourneur,1736-1788）。从1776年到1782年，他共翻译出版了20卷莎士比亚的作品。勒图尔诺是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改变原文的体裁自然会影响译作对原文风格的传递，但从内容上看，勒图尔诺的译本还是十分忠实于原文的。他的这些译本后来还成为法国另外一位翻译家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1733-1816）的主要参考依据。迪西不懂英文，他主要是在前人译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而“翻译”莎士比亚的。除莎士比亚外，勒图尔诺主要翻译英国“墓园派”诗人的作品，如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等。此外，他还翻译过莪相(Ossian)的作品。
进入19世纪，浪漫主义作为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潮流也在法国产生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译坛关心的是各国的文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大量译了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丁文学作品，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意大利的但丁以及西班牙的民歌”。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翻译家有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François-Victor Hugo，1828-1873），他与父亲合作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成法文。夏多布里昂(Françoise-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以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而闻名法国翻译界。他的译文非常忠实于原文，“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弥尔顿的诗作的，只要法语的文法许可，他就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夏多布里昂自己也称，他在翻译时竭尽全力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和文化。此外还有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翻译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则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并获得作家本人的高度赞赏。这些翻译家本人都是作家或诗人，在翻译时都采取了比较忠实于原文的译法，一改前几个世纪的自由译风。正如当时法国的另一位翻译家李勒在其翻译的《伊利亚特》的前言里所宣称的，“不忠的美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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