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最高境界，往往是宗教或神话的，其主题，往往是人与神的冲突。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往往是人与自然的默契(陶潜)，但更常见的是人间的主题：个人的(杜甫《月夜》）、时代的(《兵车行》）和历史的(《古柏行》)主题。咏史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几乎可与西方的宗教诗相比。中国式的悲剧，往往是屈原、贾谊的悲剧，往往是“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是“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像《长恨歌》那样咏史而终至超越时空，可说是少而又少了。偶尔，中国诗人也会超越历史，像陈子昂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像李白在“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中那样，表现出一种莫可奈何的虚无之感。这种虚无之感，在西方，只有进化论既兴基督教动摇之后，在现代文学中才常有表现。
中西文学因有无宗教而产生的差别，在爱情之中最为显著。中国文学中的情人，虽欲相信爱情之不朽而不可得，因为中国人对于超死亡的存在本身，原来就没有信心。情人死后，也就与草木同朽，说什么相待于来世，实在是渺不可期的事情。《长恨歌》虽有超越时空的想象，但对于马嵬坡以后的事情，仍然无法自圆其说，显然白居易自己也只是在敷衍传说而已。方士既已“升天人地”，碧落黄泉，两皆不见，乃“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可见这里所谓仙山，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下，应该是在天涯海角的人间了。诗末乃又出现“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的句子，这实在是说不通的。所以尽管作者借太真之口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数十年后，写咏史诗的李商隐却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大致上说来，中国作家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而是感情上宁信其有，理智上又疑其无，倒有点近于西方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
我国悼亡之诗，晋有潘岳，唐有元稹。潘岳说：“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孤魂独荧荧，安知灵与无？”元稹说得更清楚：“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不放弃“与君营奠复营斋”。在西方，情人们对于死后的结合，是极为确定的。弥尔顿的《悼亡妻》之中，白朗宁在《展望》之中，都坚信身后会与亡妻在天国见面。面他们所谓的天国，几乎具有地理的真实性，不尽是精神上象征性的存在，也不是《长恨歌》中虚无飘渺的仙山。罗塞蒂（D.G.Rossetti）在《幸福的女郎》中，设想他死去的情人倚在天国边境的金栏杆上，下瞰地面，等待下一班的天使群携他的灵魂升天，与她相会。诗中所描绘的天国，从少女的服饰，到至圣堂中的七盏灯，和生之树上的圣灵之鸽，悉据但丁《神曲》中的蓝图，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地理性的存在。也因为有这种天国的信仰支持着，西方人的爱情趋于理想主义，易将爱情的对象神化，不然便是以为情人是神施恩宠的媒介(见兰尼尔的诗《我的双泉》)。中国的情诗则不然，往往只见一往情深，并不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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