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两个译本之外，40年代还曾出版过ー个题为《囚牢中的歌者》的选译本，译者为陈适怀，共收入《囚牢中的歌者》、《意念》等三十一首短诗。北京图书馆保存的孤本有若干页残缺，难以断定出版时间。虽然译本的卷首有译者写于抗战时期的《前记》，但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1941年11月5日《诗创作》第5期刊登的《惠特曼诗三首》是译者首次发表介绍《草叶集》的译作，译本中也收录了这三首诗，因此可以推断译本大约在40年代中期问世。就译本现存的内容来看，翻译质量并不平衡，语言具有明显的欧化句法色彩。尽管如此，在我国译介惠特曼的历史上这个译本仍占有一席之地。
1949一 1979年的30年中，可以说对惠特曼诗歌的译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0年代才再度出现译介高潮。
这时杨耐冬翻译的第三个译本《草叶集》中文全译本于1983年5月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杨译以1876年《草叶集》的第六版为蓝本，收录诗人从1850年至1874 年创作的诗歌268首。此外，译者又选译了 1880年至1881年创作的27首短诗，附录其后。该版本与一般常见的“临终版”不同，其独特之处在于诗歌的排列均以创作年代为序、而并非编入不同的组诗之中，便于读者根据诗歌自身的变化领略诗人思想与艺术的嬗变。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主任卡吉尔教授为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导言》内容丰富、持论有据，全面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并对《草叶集》问世时的社会历 史背景及诗人思想与艺术的发展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対“天人合一”与“博爱” 思想的剖析尤为独到。与此相比，译者的《代译序》一“《草叶集》中的民主精神”则显得过于单薄，只是复述了卡吉尔的《导言》中有关诗人民主思想的部分内容,认为诗集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美国的民主精神下了实质性的定义，也肯定了美国的希望”，其 余概未论述。
就译本的整体内容而言，翻译质量并不均衡。有一小部分短诗大体上忠实于原作的内容，然而大部分译作则在理解或表达方面存在ー些问题。如译者对诗人的基本思想和艺术观点缺乏深刻的理解，致使翻译中有些地方与原文出入较大,使ー些重要思想与艺术观点有些面目全非。另外译文有较多的地方悖逆原作的内容。尽管译本中存在诸多方面的纰缪,译者译介《草叶集》的指导思想还是值得称道的。译者推崇惠特曼诗歌中的民主精神，希望生存于“有堕落的倾向”的社会中的读者在认识了诗中的民主精神后会“暗自充满信心对世人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希望”。遗憾之处译者有力不从心之感，忠实地再现惠特曼的思想与艺术风格有些欠缺。
1987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野光翻译的《草叶集》在大陆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其中包括了惠特曼一生创作和发表的所有诗歌。李野光的译本是以楚图南翻译的《草叶集》为基础，按照《草叶集》的“临终版”补译出其余的334首，外加组诗 《老年的回声》中的14首与“未收集和未选人的诗歌”32首。此外，还在《附录》中收入《〈草叶集〉初版序言》等六篇著名散文，以及《惠特曼年表》。译本几乎包容了惠特曼一生创作并发表的所有诗篇，六篇散文精品也足以使人领略诗人的散文风格与成就。译本的另ー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译者撰写的洋洋两万余言的《译本序》。在这篇颇有学术价值的序言中，译者系统地介绍了惠特曼的生平，剖析了其哲学思想、美学观点与诗歌艺术特征,对若干首代表作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并回顾了一百多年来惠特曼 的诗歌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序言内容广泛，立论有据，广征博引，评析入理，体现出译者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深刻认识，读来令人折服。从整体内容来看，该译本可以说是我国译介惠特曼七十年来最完备的版本，而且从一 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介绍惠特曼的历史情况来看，也是理想的版本之一。就翻译质量而言，译者较全面、深刻地理解诗人驳杂的思想内容与自由豪放的诗风，注意英汉两种语言的句法差异，运用娴熟的文笔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涵。译本的另ー个显著特色是译者善于把握原作内容与文字表现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灵活的措辞造句将 其“移植”到译文中，以再现惠特曼的诗歌艺术特征。
除上述特色之外，译本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ー个比较明显的欠缺是注释不足。惠特曼的诗歌内容包罗万象，非常复杂，有时语言文字晦涩,甚至具有神秘色彩。若是译者能够对其中难于理解的部分予以适当的诠注，无论是对于一般读者还是对于那些通过中译本来研究惠特曼的人都会大有裨益。
1987年9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我国翻译和研究惠特曼的专家赵萝蕤教授翻译的《草叶集》出版。题为《我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这是迄今发表的赵译惠特曼诗歌中最重要的译作。《我自己的歌》为惠特曼最重要的作品，素有“史诗”之称，自然赵译也是《草叶集》的ー个重要中文选译本。
如上所示，赵译并非首次将此诗译介给我国读者。早在二三十年代徐志摩和伍实就曾节译此诗，40年代楚图南将其全译并收入《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选译本《大路之歌》。因此，译者一方面可以从前人的译作中有所借鉴，另一方面要译出自己的特色并非容易。然而，译者以其深厚的研究功力为基础不仅译出了自己的特色，而且賦予 泽本独特的价值。
首先，译者对原诗的内容与艺术风格素有研究，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的标题的翻译，译者没有沿用一般常见的《自己之歌》，而是按照 Song of Myself的语义将其译为《我自己的歌》，同原文一样，一语点明主人公“我”歌唱 “我自己”，表现了诗人塑造的“我”具有鲜明的个性。
其次，译者对译文作了大量注释，广征博引，对原诗在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变动情况予以说明，或者对难于理解的诗句概述其大意，提供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第五十节的内容笼罩着ー种神秘的色彩，一般认为是诗中最难理解的部分。译者为此撰写了一 条言简意赅的注释西方评论家曾为这ー节写过ー篇专文，认为这ー节中的‘它’是 指ー种天赋而神秘的‘直觉’，或名之为‘灵魂的慧眼’ ”。诸如此类的诠注文字多达七十余处，对深人理解惠特曼其人其诗颇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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