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写于1927年的长篇小说《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法捷耶夫是杰出的苏联作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他的成名作《毁灭》一直被认为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1930年1月起，鲁迅根据日文本译出《毁灭》（初名《溃灭》）连载干“左朕”机关刊物《萌芽》。然而，由于反动政府封禁《萌芽》，小说只刊到第二部第三章“苦恼"为止。1931年鲁迅自己出钱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根据德文、英文本补译与校订的《毁灭》全文单行本，由内山书店代销。 同年9月10日，上海大江书局两次重印这ー译本，译者署名隋洛文（鲁迅的笔名）。鲁迅对译本的装印十分重视，为使贫苦读者也能买得起《级灭》等革命书籍，三闲书屋还专门发行了一种能用半价买书的特价券，1938年《毁灭》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8 卷。1943年和1945年华北书店和重庆作家书局分別再版。
《毁灭》中译本出版后，屡遭反动政府的查禁、没收，但它仍广泛传开。在白区，30年代初就出现过三万多字的《毁灭》大众本，其中重要人物与故事情节都较完整。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何谷天编的缩写本《毁灭》，同年卓洛改写了小说，书名 《碧血桃花》，但因已有何天谷的大众本在前故而未出。1946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印行的金树的《毁灭》缩写本，1951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再版。在解放区《毁灭》也被多次重印、翻版,甚至被油印、手抄。
1949年以后《毁灭》译本又一再重印。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磊然重译的《毁灭》，并附有详尽、全面评介小说及作者的《译者前记》。
《毁灭》初次出版后就立即引起瞿秋白同志极大的关注。1931年12月11日他发表了给鲁迅的一封信，指出《毁灭》中译本的出版“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应当庆祝这ー胜利”。他认为“革命的文艺家该由此受到鼓舞并努力介绍苏联文学作品”。瞿秋白写道：“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女儿一祥。”
《毁灭》中译本问世后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广巨大的影响。据八路军战士刘大为同志回忆，抗战时期八路军某剧社曾通过封锁线得到一本《毀灭》，它立刻成了“全体战士的至宝”。刘大为谈到他们当时读《毁灭》的情景时说我们吃着树皮、黑豆，喝着山泉水，然而这本书却武装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忘记饥渴。在塞外的山岗上，丛林中，燃起松明轮流阅读它，有时一人在月光下朗读，大家静静地听。”（《解放军文艺》 1957年11月号,第16—18页）剧团的宣传员小周负责保管这本书。在一次反扫荡中，小周的生活用品全丢了，《敗灭》却保存得很好。另一位革命前辈颜天明同志追忆：从抗战初期建立统ー战线后，《毀灭》被从大后方带到他们部队。小说对坚定革命战士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战士们有着和莱奋生支队相同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他说凡经历了当时实际斗争的同志，对《毁灭》的体会特別深刻。我们虽然受到挫折，但却从《毁灭》的结局得到了很大的鼓舞。”目前，北京图书馆保存着华北书店1943年翻版的一本《毁灭》，在那早已发黄的书页上留着颜天明同志当年在太行山上阅读时写下的眉批，那是“八一三”六周年前夕，他写道：“……这些反法西斯英雄， 正是从莱奋生时代成长起来的，即他所梦想的‘新人’，中国的新人，在抗日战争六年中也成长着，将来当然也要继续成长下去，他们的将是中国的创造者与建设者，日本法西斯将由他们手中宣告完结……”
新中国成立后，中译本《毁灭》的影响传播到了海外。50年代末，香港出现过评介 《毁灭》的文章，作者王福梅指出，《毁灭》能告诉海外读者十月时代苏联人民“怎样奋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这部小说是“一本教科书，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战斗的知识”。（香港《文汇报》1958年1月26日）
法捷耶夫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由水夫（叶水夫）翻译，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出版，在单行本出版前已经在《苏联文艺》杂志上连载,发行到解放区、游击区。1949年10月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了译者根据作者的增订本重译的版本，此后不断再版，印数之大，证明了读者欢迎的程度，也说明了它的影响。《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中译本由叶水夫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法捷耶夫的其他作品也全部有了中译本，理论批评文章也大部分翻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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