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马光取材于十七史以及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书籍編成《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以记载政治，军事为主，供封建帝王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吸取鉴戒。其后朱熹又根据《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书编成《通鉴纲目》。纲为提要，目为叙事，用意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以巩固封建统治。
精通满汉文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 A.M.de Maillac, 1669-1748)于康熙四十ニ年（1703年)来到中国，主要从事中国历朝兴亡史的研究。其时，康熙皇帝正命令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满文。冯秉正便参照满文译本，用法文翻译汉文原著，同时还翻译了明朝商辂的《续通鉴纲目》，补充了宋末、元、明的史实。对于明末清初之事，更以其他各书及自己见闻追补之。 直到1737年才完成其稿，寄回法国。不料，由于偶然的变故，此稿竟被人忘了10年。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オ在里昂大学图书馆发现冯氏的译稿，于是这部译稿便转移到教王的侍讲格罗色（Abbé Grosier)手中，终于艰难地于1777年至1785年在巴黎出版了，书名《中国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据说黑格尔曾读过此书。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朋，曾把冯秉正的这部《中国通史》放在仅欠于李维的古罗马史的重要地位。其后，戴遂良（Léon Wieger)神甫从《中国通史》的史料中编选出他的《历史文选》（1900-1905)，考狄（Henri Cordier)在其《中国通史》中，格鲁塞（René Grousser)在其《远东史》中都曾使用过冯秉正的上述译本。
法国教士德拉马（Louis Charles Delamarre)也译过《通鉴纲目》，系迻译该书的“明季三编”，适补冯译之不足。书名亦为《中国通史》，1865年出版于巴黎。
沙皇俄国汉学家、修大司祭雅金夫•比丘休精通汉文、满文、拉丁文和法文，随第9届东正教传道团于1908年来北京，在供职期间，曾翻译过《通鉴纲目》。
前苏联汉学家尤特金曾主编《盐茶条例（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由斯维斯图诺娃翻译注释并作序，1975年由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又汉学家塔斯金（1917—)曾翻译《匈奴历史资料》并注释作序，1968年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他还翻译过《契丹国志》，而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在其所著的《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1857年）中就附有《契丹国志》和《蒙鞑备录》两书的译文。关于中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则有波兹德涅耶娃译的《卜辞》和谢尔金娜译的《铜器铭文》10条，分别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1950年斯图卢威编）和 《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年，斯图卢威和刘德尔编）两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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