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障碍来源于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背景的差异。对于本民族所特有的艺术形式或特产，在翻译时如果过多地依赖于简单类比的方式，只是将对方语言中类似的名称加上一个定语，则往往造成文化含义的缺位或意义传达的失真，坚持把自己的文化“特产”去附会外国的产品，无异于自我贬低，甚至毁坏自己的艺术。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有馒头，而外国有面包，如果在翻译的时候仅仅进行简单的类比，将馒头翻译成“中国的面包”或“蒸熟的面包”（steamed bread），外国人由之可能会联想到这是指一种特殊的面包，而想不到是用蒸笼蒸出来的馒头。因此，与其译为“stamed bread”，还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另一个因为类比翻译方式而将“中国特产”变成“外国货”的例子是将京剧译成“北京歌剧”（Peking Opera）。多年前，中国在巴黎举办“中国文化周”的时候，在那里举办了几场专题报告，包括“中国人眼中的法国”“中国的建筑”“中国的京剧”等主题，后来有的法国人说，如果不经解释，他们会将“Peking Opera”理解为北京表演的《茶花女》《卡门》或《图兰朵》等西洋歌剧。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如索性按其读音译为“JINGJU”。

　　此外，我们对相声的英文翻译也是如此，将“相声”翻译成“Cross Talk”，不仅不能将这种艺术形式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甚至还存在被误解的风险——“Cross Talk”还有打电话“串音”的意思。

　　在这一方面，日本对其特有的翻译方式就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独有的艺术形式“歌舞伎”，日文的发音是“Ka-bu-ki”，其英文翻译是“Kabuki”。日本还有一种口头艺术叫“漫才”，日本人也按其读音英译为“Manzai”。当外国人如果听到“Kabuki”或“Manzai”的时候，不会因为联想而产生误解，会直接地知道，“哦，是日本文化！”

　　在我与奈斯比特夫妇的对话中，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还提出在传播中国时应该创造新的名词来描述新的事物。但是，由于结构特点，中国汉字不如拼音文字创造新词那么容易。这一点与英语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如：美国一个著名的智库在概括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时就将“containment”与“engagement”相加，创造了“con-gagement”这样一个新词。

　　据一位美国政要说，新词的意思是遏制性接触，是一种介于遏制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我看这个新词所表达的意思就好比是自动挡汽车的刹车，踩下去就遏制，抬起来就接触，这是由美国的利益来决定的。而“congagement”应该怎么译成一个简明的中国名词呢？又成了一个问题。

　　翻译是学术要求很严格的专业，是从一个语言系统进入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的过程，是一种文化转化的再创作。

　　要想对其他语种的人讲好自己的故事，除了单纯的字面翻译之外，还需要更多地在文化层面上寻求帮助，需要深入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习俗和交流习惯，进而找到能够直达对方心灵的文化表述方式。

　　因此，一个优秀的翻译人才需要具备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效地跨文化传播的能力，这是时代对翻译工作者提出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