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绛先生曾说，翻译家是“一仆二主”——一个“主”是原作者，另一个“主”是读者。两边都要伺候好，这很不容易。

　　这个比喻所揭示的道理与严复先生提出的翻译工作“信、达、雅”的要求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告诉我们，翻译作品不仅要忠于原著，要真实、准确，而且同时还不可忽视可读性和艺术性。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要求也同样适用，只是在新的信息环境中，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快”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现场的口头翻译和重要场合的同声传译更是如此。

　　不同语言所使用的词汇，有一部分是可以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相互直译的，如物质名词：原子、分子、桌子、椅子等。但是，一旦遇到和思维、感情有关的词汇，或是存在多种义项的词汇时，在翻译时就难以一一对应了。

　　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原著是用德文写的，该书的英译者在他的前言中特别强调德文和英文的差异。像“智力” “意志” “精神”这些词都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英文版和德文版还是有区别的，英译本是穿上英国衣服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德文和英文的差异比起德文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了，但即便如此，翻译起来依然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由此可以想到，由于中文和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精神产品的共享必然地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比如，中文的“TIAN（天）”，在对应英文的物质的天（sky）、精神的天“heaven”之外，还对应白天（day）、命运（destiny）、天气（weather）、自然（nature）、神（god）等等。

　　又如，《圣经》使用的logos，译成中文可能是语言、智慧、规律、理性、思想和道等等，很难找到一个最恰当的中文词汇与之对应。稍不留意，翻译时就会陷入意大利人所说的“翻译即背叛”的窘境。

　　翻译是“文化的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外国文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讲，翻译本身既是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的沟通。我们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表达得很清楚的话，翻译成正确的外语，外国人依然很难听得明白，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文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