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遥远的古代外，还可比较的是现代文学。顾彬对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甚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

 

　　从顾彬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另一个立足点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标准上而言的。这种对比，难免让顾彬这个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感到失望。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部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面对这样的热情，只能说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犀利批评是“爱之深责之切”。

 

　　“中国当代作家外语不好

 

　　影响其丰富自身表达”

 

　　在长宁图书馆，主持人提到了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文的批评。顾彬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他认为，会很多语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这种感觉和只在一种语言里是不一样的。”

 

　　说到当天的主题，顾彬试图从侧面解答。“为什么中国‘文革’时期文学落后？”在顾彬看来，一个原因就是翻译作品的匮乏。他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来比较，当时德国禁止了很多外来作品的翻译，顾彬认为那是很大的损失。中国也是如此，直到1979年中国开始大量引入翻译作品后，才同德国一样有了不断很好的改变。

 

　　顾彬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了。’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马克思的作品不翻译过来，中国怎么有今天的发展？”

 

　　“我翻译的北岛

 

　　比北岛本身好得多”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瑞典译者陈安娜受到了特别关注，由此可见翻译家的重要性。翻译过程是一个再创造，有可能是对一个作家的升华甚至是贬低，不好的翻译家可能会毁了一部好作品，反之也可能成就一部平庸之作。

 

　　魏育青认为西方翻译更倾向于鼓励译者的创造，而中文世界不太喜欢对原作进行改动。顾彬就是这样，他说：“不少会德文的中国人告诉我，翻译成德文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那是我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