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思想内容上对其加工改造以外，清末译者也有意地调整了翻译作品的形式。比如，严复就用第三人称“赫胥黎”取代了原著中的第一人称，这么一变，译文中“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读起来就很有些中国史书中的“太史公曰”的感觉;外国小说也多被译成了章回体,每章开头都是“话说”、“且说”、“诸位看官”等中国传统小说里的老套。

在译文的语言文字使用上，晚清译者也刻意照顾读者的需求。 “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对原著进行翻译的目的就是让看不懂原著的读者通过译本来阅读、欣赏原著，接受原著所表达的思想。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名著时，精心选择了他自己的翻译策略——信达雅。因为他知道，西方民主思想从根本上是与封建政治文化相悖的，为了让那些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民主思潮这副“苦药”，严老夫子别有用心地在这副苦药外面裹了一层“雅”的“糖衣”。林纾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所使用的语言符合当时人们的接受习惯。林氏虽不通西文，却把自己在外国小说中感受到的“左、马、班、韩相通的文气”，通过史传式的“雅”体古文，灌注于作品，传达给了读者。但凭着超群的古文功底和语言天赋，在传达故事情节同时，又从语言上征服了读者。与严、林不同的是，周桂笙、周瘦鹃、伍光建等人使用了白话文来翻译出版小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圈内传播”。

正是由于清末译者这些明确的政治性目的以及超越常规的归化策略，为他们的译作在国内的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通道，使人们进 一步地了解并认识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法律制度的长处。在西方先进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对照下，传统封建政治文化显得黯然失色,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人们对传统政治文化丧失了信心。西方原著中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鼓舞着国人去为国家的富强、为自身的自由而努力奋斗。这些译作所包含的民主思想给徘徊在迷茫中的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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