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形式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构成本质现象的本体论条件，而不可能代替本质而成为中心。这种形式批 评永远不会导致价值批评，因为形式本体论是拒绝价值评价的，这里 当然也包括结构批评。这是原来批评始终没有进人价值评价的原因。

但是后来出现的接受批评和对话批评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 即从客体一端跑到了主体一端，它们完全无视客体的存在而无限张扬主体性，这一转变当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为它彻底摆脱了唯科 学主义的束缚，使译学研究回归了人文，开始从人的生存意义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突破了结构主义把人作为齐一性的社会存在，因而被 视作可忽视的因素，它强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即个性问题。但是，也正是由于对个性与个性差异的强调，结果让各自不同的前理解视域左右了阅读活动和意义建构活动，从而也使批评活动陷于混乱，即失去规范性与理性的制约，结果出现无限制的意义生成,无标准的翻译批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完全忘记了读者或批评者是具有原初性的受动性质，也忘记了任何历史与文化的创造并非是无形式的活动，接受者也并非是无前提和无制约的孤立的个人，正确话语的生成也必须经由社会性的对话参与。

综观以往的翻译批评，或偏执于客体或偏执于主体，都只能使翻译批评活动偏离正确的道路。要开展翻译批评学的研究，我们必须以价值哲学为基础，以评价理论为指导，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参照， 以翻译活动的社会价值与人类生存意义为核心内容，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为准则建立起翻译批评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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