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构主义之前的翻译批评是文本内部的和语言层面上的，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好的译作”时，我们在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指译者在语言技巧的运用上是纯熟的或所表达的意思是“忠实”于原文的。这里不会包括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本原作来翻译，它有何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又宣扬了怎样的道德观和文化观，对于我们民族文化有何裨益，对社会进步有何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原来的翻译批评只停留在了技术(技巧）层面，忘记了翻译活动是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忽视了它对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仅止于此，人们会问，如果一部译作译得很忠实，技巧运用很纯熟，但思想内容却是有害的（例如诲淫诲盗之类），这时我们又应如何评价，难道我们也仍可以说这是一部好的译作吗？当然不能，这就说明原来的批评是片面的，须知翻译批评是要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文化责任的，传统上的翻译批评是过于狭窄了。解构主义译学范式打开了文本的封闭，开始了文本之外因素的研究，如译者目的性的功能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权力话语的影响，文化差异与强弱，翻译典律的制定与变更，文化殖民与本土利益保护等等的诸多方面研究， 总之，是翻译批评与政治、文化、历史密切地结合了起来，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本质与人文性本质有了更深刻的揭示，而不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技术操作活动了。这对于翻译批评研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启示，使得人们开始把批评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及文本层面转入到文本形成的过程和背后，关注译文文本形成的原因以及作用于其上的各种力量和所施加的影响，关注它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分析它对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人的自我完善的作用与意义。所以，它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知识价值等等都在评论之中,都成了翻译批评所研究的内容，这样才切中翻译批评的真正目的。

从此，文本批评和语言批评转移到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层面，也就是把原来的翻译批评提升到翻译批评学的层面，它这时需要的理论指导也不再是语言分析理论和翻译理论， 而是评价理论。评价理论是属于价值学的范畴。离开主体或离开客体都不可能产生价值问题。 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价值性活动，翻译亦不例外，人们翻译什 么，为什么要翻译，如何翻译都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选择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选择的原则是以主体需要为准则的。我们评价一部译作或一次翻译活动，检验的原则首先是它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人的需要、社会需要或有何文化意义，其次才是看译文的质量，是否合乎规律性，是否将原文中有益于译者主体或译者社会主体的属性保存下来，传达出来。所以价值学的最高原则始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而其中合目的性又居主导地位，合规律性是 为了更好地合乎人的需要的目的。

由是观之，我们会发现原来（解构主义范式之前）的翻译批评的着眼点就出现了问题，它只关注客 体的规律性，并视之为全部，而把主体需要置于不顾，所以就不可能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陷入了以认知为主导的事实判断的窠臼。须知， 人文科学的成果本身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自然自在物，而是自为性的存在，完全是人创造出来的产品，是作者情感与意志的符号化形式，是作者对它所在的社会和文化批判性选择和评价的结果，反映着他的立场和观点，如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和文化观及审美观，而且作为社会人的他,也在作品中反映着人作为历史和文化存在的本质。 对于这些内容，我们检验它的方式也只能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评价它， 而不是对它用认知的方式去作真假或是非的实然判断，而是用评价 的方式作应该与不应该的应然判断。关于这方面的区别，著名哲学家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皁就有所关注，他说我却大吃一惊 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 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 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