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古代社会或当代社会真的能够使言文完全一致吗？即使最原始的语言和文字，也未必总是保持了言文一致的关系。事实上，由于言与文在所使用的达意媒介的特殊功能方面各不相同，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只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言文对应关系。有人以为《尚书》或《诗经》等文字记录标示着言文一致，我认为这是一个颇大的误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二书所处时代的人其说与写是保持完全一致的。首先，在书写条件那 么落后的情况下，书面语根本不可能像口语那样被轻而易举地记录下来。难道诗经时代的人真能以诗经中的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来说话？我以为不然。

照我看来，言文的不一致特点实际上标示着语言文字系统在表意手段方面的进步。它是语言文字发展依经济原则进行的必然走势与结果。以汉语的口语和汉文字来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说显然比写要容易得多。汉字的构造虽然有表意丰富、形象、直观的优点，但同时增加了书写的复杂性。这一特点就会使书写者趋于在书写方面尽量简略、经济，以便能尽可能简化书写活动、节约书写材料、减少书写时间。这样一来，言与文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意味着 相当多的不一致因素。以中国的诗歌为例。四言诗，五言诗、五绝、七绝、五 律、七律、词牌与曲牌等，都是言文不一致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华知识界和艺术界数千年来在文字艺术的探索试验、创新与系统化努力方面的最高成就。没有人会以上述诗体的方式来说话，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言与文的脱离是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与结果，它诚然内蕴着固有的必然产生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是一种伟大的文化进步，尤其是伟大的文字艺术进步在趋向完美境界时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发展领域内，言与文的不一致几乎是一种普遍规律，就是在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几乎都势所必然地遵循着这么—个原则：deviation from the norm(偏离规范）。

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将发展了的言文间的距离人为消除，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言文一致，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来重新观照五四白话文运动，我们势所必然地要得出新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我们要辩证评价。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的政治需要、文化改革、科技引人等因素，强调将白话文作为民众书面交际和翻译文体的合理性是必要的，由于这一举措，使西方文化的东渐得以长驱直入，大大地加速开阔了国人的眼界， 对中国近数十年来的文化重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加区别地采取在一切领域都一律推行白话文的做法，就给某些特殊领域，例如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带来了若干不利的后果。这就是片面鼓吹取消古体诗而代之以白话诗。实际上，我认为，在文学领域，从古文到白话文，从古诗到白话诗，应该有一个过渡期或缓冲期，有一个承前启后，相互借鉴与演进的过程，如果采取像政治革命那样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或者采取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用火烧封建文化的所谓群众烧书运动来解决，都是不妥当的， 因为语言及与之相联系的文体等数千年来一直是缓慢地渐进演化的，对于比较特殊的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有一个长期的审美积淀因素在里边，急风暴雨式的办法未必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政权可以在一夜之间予以更换，语言文字却断然不能。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何以毛泽东会抱怨，在中国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说穿了，白话诗之所以不成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过度抛弃了古诗这个具有数千年优秀传统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