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翻译是人类话语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语际翻译涉及到基本的认识论和语言学的问题。之所以是“基本的”是因为语内翻译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雅各布森所说的“改换说” (rewording)实际上提出了与语际翻译相同的问题。研究语义的地位就是研究翻译的内容和可译性的限度。

现代符号学涉及任何符号媒介和符号系统，包括图形、听觉、嗅觉、触觉等众多符号，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人类的语言确保人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翻译是有机体生活的常态。个体及种群生命的延续依赖对关键信息快速而准确的解读和破译。在颜色、声音、气味、质地以及像语言一样多姿多彩的手势中，也许也存在词汇、语法、语义的翻译，以及在语言交际中频频遭遇到的解码困境。尽管语言是多义的，但它却无法去确认人们感官信息中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去解释它了。因为人类越来越受制于语言，其结果是某些感官已经钝化。这就是雅各布森使用“转化”（transmutation)—词的原因，即用非语言符号来翻译语言符号。

在“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之间有广大的“部分转换”的空间。释义、图解、模仿、仿拟、变更主题、在赞成或削弱原文的上下文中援引、错误的归纳属性(偶然或故意的）、抄袭、拼凑杂陈等，这一系列“互文”的手段均可用于“部分转换”。这个互相衍生以及更换说法重述的空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感受和阅读的能力。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孕育地。斯坦纳用“相异性” (alterity)这个概念和前面已经提及的翻译模式来讨论意义的继承性和文化的传统问题。

音乐家为文字谱曲这一直觉和技巧相结合的符际转换过程与语际翻译类似。音乐家首先要对文字篇章的意义给予认同(信任），然后将意义“移入”音乐环境中，最后谱上曲的文字篇章转变成了新的整体，但这并没有降低或削弱文字文本的价值。许多原文同时被好几个译者或后继译者翻译，不同译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批判修正，音乐也不例外。作曲家也可能误读原文从而在谱曲中会出现改动、变通、删减或“修正”， 即译文不及原文。当然，有时候配曲“美化”了原文，出现超量补偿的情况。

语言系统与音乐谱曲系统都是符号系统;都有各自的语法、句法以及民族或个人的风格及各自的历史。音乐分析如形式逻辑一样，都是“元语言”，因而“音乐就是语言”。音乐家给文本谱曲时，文字与音乐在既非语言符号系统也非音乐乐谱系统的结构中互相阐释，互相丰富。这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效应让伟大的翻译与伟大的谱曲一样，均使原作有所增益，但所增加的部分都是业已存在的。杜帕克 (Duparc)给《航海之邀》（invitation au voyage )谱的曲听起来超 出了文字本身的内容，然而又完完全全就是文字本身，由此出现一种变形(metamorphosis):原文与音乐融为一体，成为难以用术语界定的、居于中间地位的体裁。原文和配曲在真正平等和相互作用的意义上共同存在的时间往往很短，在为同一原文所配的不同音乐纷纷涌现时，这种暂时的平衡便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