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的《翻译理论探索》发表后，翻译研究派的研究重心从理论转向了描述工作。T.赫曼斯(Theo Hermans)主编的《文学的操作》于一九八五年发表。他在前言中说：“佐哈尔的研究与新方法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目标系统为重心的经验方法。J .兰伯特（José Lambert )和H.戈普（Hendrik Van Gorp)在 《论描述翻译》一文中勾画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认为翻译活动 中所有相关的方面都应仔细研究。这样，一个文学系统的作者、文本、读者以及文学准则就与另一个文学系统的作者、文本读者和文学准则并列起来。兰伯特和戈普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只有经过仔细研究并分析目标系统的主要准则后才能决定这一关系。兰伯特认为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跟目标文化的类型系统紧密相关。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研究系主任日瓦特（Kitty Van Leuven-Zwart)赞同图里关于描述研究必须以准则为中心的理论， 但认为图里的继承者们忽略了对原文和译文的系统研究。她认为许多研究者缺少一个描述系统，这样他们关于准则的论点就得不到验证。于是，她设计了一个比较译文和描述译文的系统，寻找在微观结构水平(词、分句和句子)上发生迁移的痕迹，研究微观水平上的迁移结果对宏观结构水平(人物、事件、时间及其他“有意义” 的构件)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分类。与德国大多数“自上而下”的研究相反，日瓦特的方法是“自下而上”。她的方法表明，不但每个词都包含着迁移，而且往往有多层次的迁移。这样，迁移就不被视为误译或者违反了等值规律，而是规律本身。

英国和美国的翻译学者，如巴斯奈特、列费维尔、D.罗伊德 (David Lloyd)、M.廷莫科（Maria Tymoczku)，似乎离佐哈尔的多元体系模型更远，他们认为这一模型有极大的局限性。列费维尔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似乎开始摒弃科学的归纳方法，转而青睐于一种演绎的、不那么形式主义的方法。他没有使用多元体系的术语，而是建立了一套新的术语，用来更好地分析超文 学因素对文学因素的影响。列费维尔借鉴了前人关于“意识形式” 影响文学系统的观点，引进了“折射文本（refracted text)”这一概念，即为特定读者而专门处理过的文本，或者是为了适应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而经过处理的文本。在纳粹德国以及后来的东德，海涅和席勒等许多作家的作品都为与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而经过重新处理。他还使用了“赞助行为”这一术语， 用来表示鼓励、宣扬，或者阻止、审查、破坏文学作品的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势力。廷莫科在一九八六年的文章《十二世纪从史诗到传奇故事的文学革命中的翻译作用》中运用了列费维尔的方法和术语，讨论了 “赞助行为”在法国文学转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