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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六年,致力于对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五年间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小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社会学研究。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七五到一九八〇年,其论文收集于一九八〇年的《翻译理论探索》,致力于创立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第一个研究项目是与佐哈尔一起开展的,运用的是多元体系理论框架。第二个研究项目虽仍建立在多元体系理论之上,但图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假设,使他的模型与前人区别开来。
图里在特拉维夫大学进行的实地研究,目的之一是找出翻译过程中实际做出的抉择,以便找出制约翻译的系统规律。波波维奇认为,翻译过程中某些体现美学原理的抉择,在原文本与目的文本之间的“迁移(shifts)”中最为清晰可见。图里对“迁移”的实地研究表明,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事实上, 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虽然有些译文与原作有出入,且不符合已有的翻译理论,但仍然在希伯来多元体系中起着翻译作品的功能。许多进入希伯来系统的译文往往只是部分地与原文本语言等值或功能等值,但仍然被目标文化所接受。图里认为,这种普遍的对原作“忠实”的缺乏,并不是因为译者无视原作内部的文本联系,而是译者使其译文能被目标文化所接受而采用的策略。
这样,当图里转向建立一套翻译理论时,他感到现有的以来源系统为重心的翻译模型大有问题。经过实地研究,并对“理想的作者——原始文本/翻译文本——读者”这种抽象的理论模型产生了怀疑。图里认为,虽然这种摸型在对翻译等值的语言定义上有进步,但这些理论仍然是以来源系统为重心的,只承认“正确的例子 ”和“类型 ”,因此毫无例外都是“指令性的”、“规范性的”。传统翻译是建立在对“同等”作用抽象的同一性上,图里的理论则建立在差异性上,认为“每个语言系统和文本传统,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用法准则上,都与其他种类相异”。如果说被目标文化完全接受是一极,与原文本完全一致是另一极,那么图里则认为翻译应该始终居于两极之间。没有哪篇译文能完全被目标文化接受,因为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兼顾两极,达到两个抽象极端的理想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