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社会效益观还牵涉到一个目的语的时尚性问题。所谓“时尚性”，指某种倾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相对的普遍性和暂时性。文风也是这样。古典汉语在汉语漫长的发展中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有历史特色的文体时尚。在英语中，以塞缪尔·约翰逊和爱德华·吉本⑤为代表的18、19世纪高雅体也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语言是发展的，从长远的观点看，语言的稳定性是一个相对概念，语言的非稳定性是一个绝对概念。从这一观点出发，就翻译而言，我们可以推导出目的语的文风时尚性原则，即：为了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坚持社会效益观，翻译的目的语应该与当代文风时尚相适应、与当代读者所公认的可读性标准相适应，而不应置当代于不顾、与当代文风的基本特征和体式格格不入。譬如，我们不能用吉本或约翰逊式的古雅英语翻译今日中国的报刊社论，用曹雪芹的京白翻译阿瑟•米勒的剧本。当代汉语崇尚欣畅明晓的文风。当代英语力求简洁畅达，总的说来已经洗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矫饰之风，虽然有时也不是完全读不到故作典雅的英语，但今天的读者大抵都能分辨出，那只不过是当代英语平易的洪流中的一点剌耳的历史杂音。

(三）目的语的文体适应性原则
从社会效益的观点出发，我们还必须恪守目的语与原语文体的对应问题。文体反映语言的社会功能；反过来说，社会功能必须落实在文体上：特定的社会交际情境要求特定的文体与之相适应。比如， 公文要求反映某一行政机构或组织的权威性，要求表现出题材的重要性，因而倾向于大词、长句、行文忌流俗。我们在翻译公文材料时，就必须悉心把握住公文文体的特征，并将它对应地反映在目的语中。“语贵适境，文贵适体”。只有在文体与语言情境相适应的情况下，语言的社会功能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