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说不同的语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不过这一论断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而且在心理学和社会-历史方面提出了极其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说几千种互不相通的语言呢?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我们就处于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而且认为这种混乱状况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并摆脱那种“理所当然”的错误看法时，才会深切地感到人类语言的目前的状况也许是不正常的，也许不一定非这样不可。
在传统的欧洲语言学理论里有许多神秘主义的推论。从十四世纪初的梅斯特·爱克哈特到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吉乐斯·西莱秀斯，不断提出了各种设想和推论。到了十八世纪，神秘主义的论调逐渐消失。但是我们在三位现代作家身上又看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子。
沃尔特·本亚明所著《翻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Uebcrsetzers)一文于1923年发表。他虽然受了歌德和荷尔德林的影响，却仍然是从神秘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的。他认为“理解”一篇作品的人往往是抓不住其主要含义的。译作传达的东西太多，便不是好的译作。这样的译作似乎很准确，但是这种准确只限于原作的非主要方面。本亚明关于可译性问题所采取的是神秘主义的态度。
本亚明的翻译理论是以“普遍语言”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翻译既是可能的又是不可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提法是神秘主义理论特有的一种提法。
卡夫卡过分强调语言是难以理解的。他的著作反复说明人类要进行真正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在他的作品里，经常提到《圣经》里所说的通天塔。在他的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当时修了通天塔之后不去攀登，也许是可以得到上帝宽容的。”如果当时人们使用语言而不过分追究其确切的含义，也许现在人们还在使用统一的语言。
在博尔赫斯创作的诗和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涉及语言之奥秘的各种神秘主义主题。例如他所描绘的世界是以一连串不可理解的音节构成的，他提出了绝对语言的概念，认为这是造成人类语言四分五裂状况的根源，他认为知识和经验的全部内容可以事先在一部包括所有字母的各种排列组合的书中展示出来。
神秘主义的语言理论是通过莱布尼茨和J.G.哈曼而过渡到现代的理性的语言研究的。
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问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说，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翻译是可能的，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不论一种语言的外表多么古怪，总有那些普遍存在的东西在起作用。进行翻译就是要透过两种语言的不同的外表，使存在于底层的共同的东西充分发挥作用。这是普遍派所持的论点。
与此相反的观点，姑且称之为“单子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在逻辑和心理方面无法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因而无足轻重。就我们所知，一切人都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我们所能理解的一切语言都能对物体叫得出名字，对动作也有一定的说法，这的确是事实。但这种事实却和“凡属这一类别的都要靠氧气维持生命”这样的论断一样，非常抽象，不能说明人类言语的具体情况。人类的言语千差万别，其发展过程也复杂得令人吃惊，它们还涉及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普遍派提出的模式最多也是不相干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极端的“单子论”观点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看法：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其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在以上两种极端的论点之间，还有许多较为温和的属于中间派的观点。人们并不总是那样走极端的。在罗杰·培根的普遍语法里，在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书里，甚至在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里，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论点。纳巴科夫认为只有隔行对照的译本才是翻译，除此以外都是骗人的东西，都是靠走捷径来逃避困难，然而他却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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