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metaphor是作为修辞学上的重要术语提出来的。传统metaphor的集大成者为亚里士多德。他把metaphor看作是意义的转换,而且可在几个层面上展开,这样他就把metaphor同认识中的“概念挂起钧来”,把metaphor看作是“概念范畴之间的置换”(谢子君,2007:1)。
亚里士多德在metaphor上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各派研究metaphor的理论和观点,都可看出亚氏的思想即使是后来的“替代论”和“对比论”也是吸收了亚氏的“相似性”观点。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昆体良从修辞学角度出发,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语言和metaphor古典主义方法论推向了一个顶点,着重指出了metaphor四个方面的转义特征:“(1)有生命的转义为无生命的;(2)无生命的转义为有生命的;(3)有生命的转义为另一有生命的;(4)无生命的转义为另一无生命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把metaphor视为“点缀在风格之上的高级装饰品”。(转引自谢子君,2007:2)昆体良虽对亚氏隐喻理论有所发展,但他的基本观点仍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将隐喻视为“点缀物”和“高级装饰品”,从传统修辞学角度来说,这种观点是有较多合理成分的。但亚里士多德修辞中渗透着的哲学、思辨、逻辑内核,却被后来的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所继承了下来。
反观中国汉语隐喻研究,它是置于比喻的框架内进行的。从狭义上来说,英语metaphor在汉语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译语,因为如果将其译为“隐喻”,metaphor就失去了它在英语词源上“超越”、“转换”、“传递”等基本含义。汉语“隐喻”一语,本身仍然有着比喻一词所含有的基本意思。如果把metaphor看成汉语中的比喻,中国对隐喻的研究确有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传统修辞研究中,历来把“比”、“风”、“雅”、“赋”、“兴”、“颂”合称为“六义”。这“六义”及其注释从一开始就把比喻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以“比”统摄其余“五义”。
古代学者对比喻的心理活动也有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对“形用象通”有一番意态描摹:“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接着一段又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里刘勰实际讲的是诗文的“运思”,但又讲“想象”,其“情满、意溢”之说,也就是移情说。(谢子君:7)概而言之,中国先贤先哲对汉语比喻所进行的研究,成果颇丰,较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在言语修辞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运用得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