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1. 桥梁；2.基础；3.部分与整体。
Peter Newmark(纽马克）指出：“翻译批评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因为，翻译批评的对象总是具体的翻译现象，这是它的实践性，同时，翻译批评的论证过程又总是和种种理论直接相关，这是它的理论性。换句话说，翻译批评的目的既有实践的也有理论的，而它的手段主要是理论的。翻译理论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翻译批评会涉及到的，翻译批评既是对这些理论的应用，也是对这些理论的检验。反过来，翻译批评中出现的一些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也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丰富理论研究的内容，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翻译批评因此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一座桥梁，并且和翻译教学一样，历来被认为是将翻泽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以及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翻译批评作为理论研究手段的性质逐渐突出，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逐渐提高，在这座桥梁上，理论与实践你中可以有我，我中可以有你，其间结合也更加紧密。
比如，翻译标准是翻译批评的依据，翻译标准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译作如何评价，必然涉及标准问题，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适合一切情况的标准，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批评的依据应是什么，或者说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翻译标准，为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翻译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很多研究实际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比如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到底是语言符号转换，还是信息传递，还是文化交际，是对原文的复制，还是一种再创造，是技能，还是艺术，是“背叛”，还是“误读”，还是“操控”，这些理论争议似乎很抽象，但实际上都涉及对译本的评价标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你认为翻译是什么，和你认为怎样评价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回事。翻译观决定了翻译标准观。
第二种理解是：翻译理论是翻译批评的理论基础。这可以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在事实上，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内，有些内容和翻译批评的关系十分密切，如翻译标准问题，有些就不那么直接。比如，对翻译方法及其原理的探讨主要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而翻译批评是以检验译作为特征的，二者毕竟有所不同。但是另一方而，由于翻译批评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也很难说哪一类研究就和翻译批评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在观察译作中的一些问题时，可以看出翻译过程中一些相关因素所起的作用，这就与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发生了联系。进一步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翻译思维特征的角度去看，或许还需要与心理语言学联系起来才能分析清楚。也就是说，既然讲道理的翻译批评不仅要做出评价，还要说清来龙去脉，那么所涉及的理论超出翻译理论的范围，与多种学科发生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本书后面对翻译批评方法的介绍中所体现的，翻译批评可以借鉴多种学科的理论途径。因此，如果取狭义，翻译理论指的是独立于其他学科、体现翻译研究本身特点的理论系统，那么翻译理论只能说是翻译批评赖以立足的最基本的那一部分理论基础，翻译批评需要的、实际上也在起作用的理论基础，其范围要更大，涉及除翻译学以外的多种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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