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和文学批评有可比性的应是文学翻译批评。
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共性在于，它们面对的都是文学作品。这就是说，它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作品的文学性，即“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那些性质，主要体现为作品的艺术价值。脱离这一点所进行的翻译批评，就是包括非文学翻译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批评了。
无论对于文学批评还是对于文学翻译批评，这一点的意义首先在于，作品中与文学性有关的问题都在它们关心的范围之内。其次，作品产生过程中对其文学性发生影响的各种情况也都是它们关心的内容。前者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上，是一种文本内的视角，后者主要体现在与作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上，是一种文本外的视角。从前一个视角所进行的翻译批评，即考察译作的内容、语言等等是否再现了原作的文学特点，可以说是我国翻译批评的强项；而从后一个视角出发，对与译作相关的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纵（历时）、横(共时）多方面的考察和批评，目前还正是方兴未艾，有许多工作可做。
许钧根据叶维廉提出的文学作品产生的五个因素，推衍出文学翻译作品产生的五个方面的因素，进而归纳、整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可比较的三个方面，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分析途径，但也是建立在作品的文学性这个共性基础上的。诚如王克非（1994）在评论许钧这一思路时所说，文学
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第二性的，而后者是第一性的。这是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原创作品，批评多具有社会文化、人文思想等方面研究的性质，提高作品质量至少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它和创作本身可以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翻译批评就不一样了，它面对的不是原创，而是“二次创作”，虽然它也包括鉴赏性、理论探讨性的评论，但这些评论针对的不是原创中的问题，而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此外，翻译批评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这些都使得它与翻译这个“二次创作”的过程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
理清这个关系并不是要证明第一性的批评比第二性的批评更重要，而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翻译批评的性质。事实上，由于面对的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翻译批评所涉及的问题甚至比一般的文学批评还要复杂。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为翻译批评开拓了新的视野，以此为方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就带有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乃至哲学研究的色彩，但万变不离其宗，它面对的仍然是翻译作品，也仍然是翻译面不是原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离开这一点，就成为与翻译无关的文化研究或文学研究了。
以上可以说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人手来认识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论方法是翻译批评的几种主要理论途径之一。反过来，只要是把文学翻译批评理解为对文学翻译作品的批评，而不是仅限于以文学理论方法进行的翻译批评，那么它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技术性手段，必然是远远超出文论方法范围的，包括文论、语言学等许多学科的方法都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因此，和非文学翻译批评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文学翻译批评方法就其整体而言也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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