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丽洛娃（Anna Lilova,1935- )，保加利亚翻译理论家，保加利亚译者协会成员，索非亚大学教授，曾任国际译者联盟（FIT)主席，现为顾问，另兼任翻译理论杂志《巴比塔》（Babel)编委。在莫娜·贝克（Mona Baker)编著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负责编写保加利亚翻译史与翻译传统部分。出版有专著《普通翻译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1),发表的文章主要有《翻译研究的范畴》(Categories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20世纪保加利亚农村女性形象：传统与现代之间》(Gender Images in the Bulgarian Village in the 20th Century: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等。2005年10月国际译联在索非亚大学举办“向安娜·丽洛娃教授致敬——翻译与文化转换会议”，以纪念其70岁诞辰。
这篇《翻译研究的范畴》（Categories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收录在《翻译作为社会行为：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视角》（Translation as Social Action:Russian and Bulgarian Perspectives)一书中。此书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翻译理论传统：将翻译看作一项社会、文化和创造性的活动，关注译者的行为以及在文化碰撞中所起的作用。
丽洛娃的《翻译研究的范畴》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翻译研究进行构建。她首先分析了翻译一直没有被提到学科高度的原因，指出翻译是历史的产物，而非科学的产物，而且翻译是具有多边多级的复杂现象。因此很难用一个层面的框架概括整个翻译研究。翻译也由此可以从不同的范畴进行研究。翻译研究的范畴包括历史范畴（可以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多种不同形式、类型和体裁的翻译系统）、功能范畴（将翻译各种形式、类型及体裁的出现、发展和消亡过程，以及对这些形式、类型及体裁的区分和融合过程，与对其的功能性需求和国家要求联系起来）、基因范畴（关注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内容和结构范畴（分析译作的结构与内容）、心理范畴、语言范畴，等等。
丽洛娃提出的翻译研究诸多范畴，实际上就是在为翻译研究提供跨学科的种种视角。虽然语言本身仍然是翻译研究的重点，但在丽洛娃的框架中，只是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一。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四个领域(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学）相比，丽洛娃提出的范畴似乎更为具体。当今翻译研究中的几大流派—语言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等正是从不同层次上体现了丽洛娃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各种范畴。当前的翻译研究更应在更宏大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进行审视，除语言学外，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而且更符合翻译这种“多边多级复杂现象”(a multilevel and multilateral phenomenon）的性质。因此，根茨勒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出现了“跨学科转向”（interdisciplinary turn)，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需要来个跨学科的“翻译转向”。
最近几十年来，翻译学开始向一个独立的学科发展。但在丽洛娃看来，其缺乏专门研究机构的状况改变不大。因此可以说翻译学仍是一个没有机构根基的学科。这个现实可以说明为何丽洛娃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么多的范畴，以及为何这些框架都显得比较宏大。正如丽洛娃本人为本文所加的按语中所指出的，她此举就是为了争取在东西欧和美洲的大学里尽快建立翻译研究的专门机构和设立翻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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