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人”说要求译者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主张。奴隶驯服而忠实，叛者倔强且反逆，而“隐形人”躲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去了，看不出他的任何个性表现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越是伟大的翻译家翻译个性越是明显，越是不会把翻译个性隐蔽得无形无踪。且不说严复的译文鞭劈入里、古雅精美、声调铿锵、独创一格。鲁迅考虑到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主张直译，但并不赞成蹇涩和拘泥。鲁迅在《托儿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傅雷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相要求，重神似不重形似，傅译似自成一宗一派。巴金的译文质朴清丽、明快畅晓，细腻传神，译文的笔调与他的写作风格相一致。这些名家的翻译个性是如此的明显，以致不看署名，只看译文，就能知道出自哪个大手笔。看来，要“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许多伟大的翻译家做不到，也不屑做到，一般译者也难以做到。
傅雷假设译者为原作者，他说：“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译者自任为原作者，他与作者应当保持一致，但毕竟是天各一方的两个人。译者的思想脉络、情感意志、遣词造句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会把这种差距流露于笔端。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将原作提供的表象材料、知识经验等，
凭着理智与直觉，组合成富有情感色彩的审美形象体系，然后把
它再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部分心理要素特征与风格
特征与原作碰撞而需自我克制，而另一部分心理要素特征与风
格特征顺应原作者和原作得以舒展，因而可同时表现出原著风
格和翻译个性。所以，“就译者来说，个人的条件决定了适应于
译何种性质的语言，不宜于译另外性质的。他应该选择与自己
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风
格相近”，当然离风格一致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的弥补也不可
能是“不着痕迹”的。
哲学家贺麟对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的阐述是客观的。他说：
“就文字而言，译文是原著之翻抄本；就义理言，译本与原著皆系
同一客观真理之不同语文的表现。故译文表达同一真理之能
力，诚多有不如原著处；但译本表达同一真理之能力，有时同于
原著，甚或胜过原著亦未尝不可能也。”这倒不是说译作超过原
著，而是“译文取明深义”，“刻意求显”，原作深奥之处，经过再创
造的译作读来释然。哲学家叶秀山曾访问德国黑格尔研究会前
主席，后者告诉他，在研究黑格尔时还参考黑格尔的法译本和英
译本。一个德国人，而且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在原作之外尚且
还要研读不同文本，这就是译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读者会感到
译者的功力所在，甚至读者是因为译者的功力才去读译作的。
有时，我们读英译的古汉诗也会有同感。
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在《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中
说：“（我）把这些童话当作‘诗’来理解。……我所力图表达的
‘诗’，和我个人的气质和人生经验也分不开，也就是说，我对安
徒生的童话有我个人的体会。别的译者，尽管他对原作的理解和所持的翻译态度也许与我类似，但他翻译出来的成品决不会
和我的译文一样。”由此，他得出结论：“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
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既然“译者的个人因素”
“决不能忽视”，“隐形人”的尊容也就多少要显露一点了。
翻译，作为语言作品的再创造，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也就
是翻译主体——译者直接受语言信号刺激而在头脑中进行的一
系列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译文是这一心理活动的结
果，译文中的每一处神来之笔或言不及义与翻译个性有密切联
系。傅雷曾在《傅雷家书》中谈到：“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必然兼
有独特的个性和人间性，我们只要发挥出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
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人间性”即人间个性的共性，这是译者理解原作和作者个性的基础。独特的个性寓于共性，一
切伟大的艺术家（包括翻译家）“必然兼有”这两者。译者就是译
者，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又有各别的个
性。要给译者的形象定位，最好是直接地研究译者的共性与个
性，上述把译者比作演员、演奏家、画家、雕塑家、应声虫、蛔虫、
传声筒，或把他们说成是奴隶、叛徒、隐形人只是从一个方面（有
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明译者。其中，有的说法明显是消极的、
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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