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勒在提出上述三大原则后,紧接着阐明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他指出,要忠实于原作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也不能只顾译作文笔的流畅和优雅而牺牲原作的思想和笔调。
泰特勒的著作除提出翻译三原则及其细节之外,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精辟地论述了文学风格和译诗这一传统艺术。
他用相当多的篇幅谈论了译诗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诗应译成诗,而不应译成散文。有几种诗的主要优点在于这些诗的音调优美,译成散文,其精华便会消失。而且,诗与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音调或韵律。写诗要求词句奔放,想像丰富,比喻多,转变快,而散文的写作就没有这些特征。因此将诗译成散文,便表现不出原作的优美风格和手法,译诗时,译者可有较多的灵活性,在再现原作文采方面难度没有翻译散文那么大。但是,即使是译诗,泰特勒也并不赞成无限制的活译。他批评德莱顿的翻译及其消极影响,指出在德莱顿以后,无限制的活译风行起来了,在这种活译中,“对原作的忠实性仅仅是第二位的东西”,翻译因而变成了“释义”。
此外,泰特勒还提出了习语的翻译问题。他指出,习语是语言的特殊现象,是翻译中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译者尤其应当避免在译语中采用不合乎原作语言或时代的习语。他举例说,古希腊谚语βατραχω íδωρ
和英语谚 语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都表示“多此一举”的意思,但两个谚语所涉及的背景很不相同,因而不宜用来互译;在翻译古代罗马、希腊作品时,有的译者在文中使用诸如Fore George、Blood and ounds、By the Lord Harry之类的诅咒语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些是典型的英语表达法,并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而在古代罗马与希腊作品的写作年代里,这些宗教诅咒语是不为人所知的。泰特勒进而批评了德纳姆的观点,认为译者不应使原作者说起话来完全变得和译者同民族、同时代。
泰特勒认为,由于习语是特殊的语言现象,因此译语中往往找不出与原语相应的习语。而由于对习语又不能采取直译,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把习语译成朴素易懂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习语有时是不可译的。
最后,泰特勒专门论述了优秀译者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译者必须具备类似于原作者的才华,最优秀的译者能够用原作者所用的体裁进行创作。但这并不是说,译者非得完全等同于原作者不可。例如,在翻译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时,并不要求译者是一位西塞罗式的大演说家,也不要求译者具有与西塞罗同等的哲学天才。但是,译者必须能够判断西塞罗的作品的全部价值,细心领悟他的思维、推理,满腔热忱地品味他的作品的全部美感。
总之,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它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史,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泰特勒的某些观点现在虽已过时,有的甚至在当时就遭到了不同意见的反对,但是他所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却一直为不少人奉为圭臬。一百年以后,法国翻译理论家拉尔博(Valéry Larbaud)在他的一本理论著作中说,如果他的著作能与泰特勒的著作相提并论,那么,他离开人世时就不会感到遗憾了。
泰特勒的理论标志着西方翻译史上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始。随着19世纪的到来,西方翻译界出现了一种极其奥妙的思潮,人们认为“凡是不值得翻译的东西都不能翻译”。19世纪对古典作品的复兴和对文字准确性的强调,连同知识界的排外主义,使得这一时期像对待其他科目的研究一样,对翻译的研究持刻板态度。这一倾向在《一千零一夜》的某些英译本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这些译本虽然在文字上比以前的译本更为准确,但却剥夺了原作的东方特色。这种倾向在欧洲其他语言的译本中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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