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来说，诗可分为两类，格律诗和自由诗。
王力在他所著的《汉语诗律学》第五章“白话诗和欧化诗”中， 把外国的自由诗和普通诗（即格律诗）的区别归纳为三点：
“（一）普通诗是有韵的，自由诗是无韵的；
（二）普通诗每行的音数或音步是整齐的，自由诗每行的音数或者音步是不拘的；
（三）普通诗每段的行数是整齐的，自由诗每段的行数是参差的。”
一首诗若是无韵，每行音数和每段行数都不整齐，那就是绝对的自由诗；若是只有一点或两点和格律诗相违反，那可算是相对的自由诗。
对于译自由诗，看法是一致的，直接译为自由诗就是了。但对于译格律诗，看法就不同了，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
有人认为，诗是不可译的。不同民族的诗歌，有着不同的格律，把甲种文字的诗译成乙种文字，哪怕译得再小心谨慎，也难表达原诗的韵味。因此认为译诗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聊胜于无的办法。
有人认为，诗是可译的。译诗，关键在于传达原诗的神韵。只要能把原诗的神韵再现出来，韵律不顾也可以。
还有人认为，格律诗的特点就在于格律。如果舍弃韵律，诗也不成为诗了，因此认为译韵诗，应该表达音韵的美。
看法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国诗的格律与汉诗的格律截然不同，译诗很难做到内容、形式、音韵三者兼备。
毫无疑问，写诗也好，译诗也好，贵在神韵。优秀的自由诗，虽然不讲究押韵，但同样有很强的感染力。为什么？因为它具有浓郁的诗味，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神韵。神韵的含义，本来是古人用来品评人物的一个词儿，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风度，神韵作为诗学的术语，始于清初诗人王士祯。神韵派诗人对神韵的含义， 曾作过通俗的譬喻：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因此，神韵自然不是词义本身所能限定的。它是超乎形式、音韵之上一种虚灵的美。译诗，如果能把原诗的神韵表达出来，自然是一首好诗了。
自从五四时期新诗兴起以来，法文韵诗被译成中文，一般是不押韵的，这是为了摆脱韵律对思想束缚的缘故。有些韵诗译成自由诗，照样在群众中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要算《国际歌》的翻译。鲍狄埃这首响彻云霄的伟大诗篇，原文共六段，每段有八行，另加一节叠句，共四行。原诗是押韵的，但中文的 《国际歌》却是自由诗。尽管如此，《国际歌》的诗句，激昂悲壮，豪迈坚定，表达了无产阶级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给人以无限的鼓舞力量。它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着旧世界，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听了胆战心惊。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曾唤醒多少“饥寒交迫的奴隶”，奋起反抗，砸碎身上的锁链；曾鼓舞多少顶天立地的英雄，前赴后继，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今天，《国际歌》又在激励无产阶级的新一代，继往开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而英勇奋斗。由此可见，外国韵诗译成无韵诗，同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同样可以产生震撼人心的鼓舞力量。
然而，神韵与形式，神韵与音律。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就好象一个人的风度不能和这个人的具体条件分开一样。同样一首诗，由于译时在形式上和音律上处理不同；韵味也会因之迥异。这里我们可以举法国十七世纪著名诗人拉封丹的一首寓言诗为例，比较一下两种译文神韵的异同。
拉封丹的《乌鸦和狐狸》这首寓言诗，广为流传，几乎无人不晓。现将两种译文摘引于下：
译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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