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不仅“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什么是翻译经典？我们所探讨的翻译经典，首先与原文经典无无太大的关系。原文是经典著作，其译作一般也会具有经典性，但其经典性属于原作，读者阅读它是因为它在出发语中是经典著作，这时我们往往是把译作看做是原作的替代品；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原文不是经典著作，其译作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经典作品，如《牛虻》的汉译。其次，我们所说的翻译经典也并非指在翻译文学这个系统中，有些文学原著的译作是经典，而其他文学原著的译作不是经典。我们所谓的翻译经典，指的是在同一部文学原著的众多译本中，有些译本居于经典地位，而其他译本则属于非经典之列。而各个文学原著的众多译本中经典译本的集合就是翻译文学的经典。
翻译经典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认为翻译经典的形成分为内外两种因素。就其内在因素而言，译作自身必须具有内在的优秀品质和创造性（有别于原创性），具有打动人的内在魅力，它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美名，这是译作成为经典的前提条件。而其形成的外在因素则有以下几点：
(1) 翻译经典与翻译家本人严谨，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非急功近利的翻译态度及其自身的文化修养、人格魅力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如傅雷在翻译时，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后才译，巴尔 扎克的《高老头》他就前后译过3次。李丹先生翻译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被公认为是最接近雨果叙事风格和文笔特点的译本，而此书则是他潜心翻译了整整50年才完成。当译林出版社请萧乾夫妇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先生迟疑了，因为他晓得此书的难度，怕自己难当此任。只有当他确信其译本能保证译文质量时，才在合同上签了名。文学名著的翻译家往往就是该著作的研究专家，一部译作 往往也是翻译家对原著研究的成果。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除了具备扎实深厚的国学根底外，还兼通其他专长，如傅雷是欧洲绘画鉴赏家、欧洲艺术史学学者;杨宪益在牛津大学念的是古希腊文和 拉丁文，懂好几国语言，博闻强记。
(2) 经典译作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翻译批评家和研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推动。翻译家及其译作的研究，或者它与同一原作的其他译本的比较研究，甚至于理论研究者引用该翻译家及其译本来印证理论假设，都使该翻译家及其译作得到经常或较多的评论和介绍，比如，杨必所译的《名利场》广受赞誉，而她所翻译的那句“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在各种学术文章和著作得到援引，分析和评价，成为翻译理论界耳熟能详的经典译例。某些翻译家往往就是其译作的代名词，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萧乾之于乔伊斯，卞之琳之于纪德，叶君健之于安徒生，草婴之于托尔斯泰等等。
(3) 翻译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的过程。某些译作的佳句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候甚至成为掌握文化话语权力的手段。如朱生豪所译的《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比其他译本知名度高，引用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版本的翻译。戈宝权所译高尔基《海燕》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更是尽人皆知，几乎被人们当做口头禅应用在各种场合之中，不少人甚至都已经忘记这句话是来自别国语言文化，而把它当做本民族习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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