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诗只是中国诗的末流，杰出的篇章甚少。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 确称得上是拔尖之作。所幸中国古代诗人悟性高，看出诗歌这种体裁主要适宜于抒情用，不宜写得过长。如果要讲历史故事，可以写成散文、历史传记，或后来的小说等，无须像西方的史诗那样硬要挂诗歌的招牌。分清楚这一点，确实对中国古典诗的发展是一大促进。中国因此无长篇史诗，诗人们这才可以腾出精力放手致力于短篇抒情制作，人多势众，积数千年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汉抒情诗成为世界上成就最高的诗。故无史诗实为中国诗史之一大幸。
叙事成分太多的诗，容易写得长，却不容易成为好诗。老杜号称诗圣，其诗亦常被人称为诗史。其长篇制作多叙事成分，因而影响了诗篇的抒情艺术性，《北征》、《壮游》均是洋洋数百言的大块头，虽然有不少前人曾为之扬誉， 但在我看来，艺术成就并不髙；细读一遍，当发现它们不过是诗人所见所闻的自传式的流水账，很有点像押韵的简历和日记。中国人一则迫其名声，二则因其所写多与忧国忧民的主题相关，故多不欲以贬词相加。其实，辩证客观地看，杜甫的七律成就最髙，七绝、五言律诗也极为出色，确属汉诗的精品，也是唐诗的高峰。惟其长篇，既啰嗦又单调，诗味远不如其短篇制作，可谓史的价值重于诗的价值。
然而，不要误以为我主张写诗应剔除叙事成分。最浓郁的抒情诗也多少包含着叙事因素。更何况叙事诗也是诗的一种，只要有人欣赏，就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就诗主情这一点来说，抒情诗比叙事诗更接近诗的本质，却是无疑的。中国抒情诗人在抒情诗中处理叙事成分的技巧是十分高明的。对他们来说，叙事成分一般服从于抒情需要。时间、空间、人物、事件，这四个要素在他们笔下可被随意驱遣，怎么样安排抒情效果最浓就怎么样下笔。由于汉字本身都是单音节的方块字，在汉诗中，尤其不受性、数、格、主、谓、宾、定、状之类词法与句法的束缚，所以中国诗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架构种种事象，这与前面巳讲过的视象架构情形颇相一致。事实上，事象与视象，有时候是同一物。从这个角度看是事象，从那个角度看，又成了视象。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事象侧重于时间上的序位（包括顺序与逆序）感，而视象却侧重于空间上的画面感。中国诗人多能以极其熟练的蒙太奇手法剪辑组合这两种诗象，使之变化无穷，妙趣横生。例如事象与视象连环法：叙事与写景交错回环，时空序位顾盼不拘。虽无重墨直书情怀，而情溢纸背。如晏几道《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
酒醒帘幕低垂。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
两重心字罗衣。
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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