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用事最高明者，可以达到“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的境界。《遗山集》卷三十六《杜诗事引》：“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袁子才《随园诗话》卷七：“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上引王安石的两行诗或可作为这方而的典范。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人写诗作文都无法不用典故。因为每一个汉字本身都有沿革演变的历史，若稽査起来，恐怕都有典故。不过，因为时代变迁，人事更替，某些典故日渐生僻，无人知晓；某些典故则愈益眧彰，变得众所周知。这样就产生如何确定用典范围的问题。理想的办法是根据当代人的审美需求酌情酌量面用典。所谓酌情，指的是根据诗本身的需要，根据读者的接受能力， 根据典故本身的生熟程度；所谓酌量，指的是确定在特定的某诗中可不可用典，或用多少为宜等问题。例如，多用生典(僻典），则超过了读者的接受能力， 不宜提倡；多用熟典，则诗歌必易流为陈词滥调，所谓“文章殆同书抄”，这即是用典过滥的弊端。
用典过滥是中国诗歌的一大毛病，几乎各个朝代都有旧病复发的时候。典型的时代可能要推宋朝。江西诗派的黄庭坚要算一位主张用典用事惟古人是依的主将。他有他的理论，认为“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有老杜在前作挡箭牌，这一派诗人便纷纷理直气壮地去学写字字有来处的诗，虽然打着“以故为新”、 “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大旗，但骨子里并不踏实，正难免被人讥为“剽窃之 黠者耳”。另一方面，从黄庭坚上面这一段话，我们亦可看出黄氏理论的一 大漏洞。这就是黄氏之所以主张学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之法，是因为他深知 “自作语最难”，因而舍弃了这条最难的路子。这条最难的路子其实就是无依无傍、自出机抒的创新路子。最有出息的诗人应首先选 择这条路子走。而黄庭坚辈却避难就易，选了一条看起来比较保险的乞食于古人的路子。然而，这条路子却并不保险，因为这有点近乎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去明偷暗抢，难免有一天被人捉贼拿赃。
情节性问题。
中国诗的主流是抒情诗，但亦有不少叙事诗，所以也有一个情节性问题。即便是抒情诗，也不是毫无情节，只是情节性不若叙事诗中的情节性明显，此处姑存而不论，只谈谈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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