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翻译方法，我仍认为斯诺当年对我的教导是值得记取的。1993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那是我第一次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斯诺强调不要好英文，要尽量贴近原文，他对文字的要求颇严格。他不肯照猫画虎，他认为生吞活剥是犯罪。他告诉我，一个译者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写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动笔，译的时候要用最准确无误的语言把自己所现解的传达给读皆。
1979年我访美时，在依阿华大学的座谈会上有位美籍学者问起我对翻译风格的看法，我吿诉他：“翻译好象踩钢丝。实在很难。如来太流畅了，就和原文走了样。有时忠实，却又不流畅。昨天我和一位先生谈到《意义的意义》这部书。作者把每个字的意义分成概念、感情、语气、用意四种。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分法应用到翻译上，很有意思。比方说，翻科学的东西，概念很重要，根本谈不上感情。要是翻诗的话，原文说杜鹃花，你译成了菊花，可能问题不大。但原来是悲哀的感情，你若译成了喜乐的感情，就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翻译诗，首先得把深藏在语言内部的东西捕捉到，掌握感情很重要，翻译戏剧时，语气很有关系。翻译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些人主张以忠实为主。另外一些人主张要灵活。我是灵活派。这一派比较受读者欢迎。当然，首先得吃透原文的精神， 再在这个基础上去灵活，灵活并不等于可以不忠实于原文。我觉得如果原文是悲怆的，你翻译出来不能表达那种感情，那种是死译、硬译，是要不得的。原文如是逗人乐的，结果人家看了译文，绷着 脸一点也不乐。这也是最蹩脚的翻译。所以我认为，灵活绝不是可以随便走样，而是要抓住作品本质的精神。若不能把握，这翻译就是失败的。另外，我觉得搞翻译时，理解力占四成，表达力占六成。 比如说一个东西，你完全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怎样用恰当的语言， 也就是中国人的语言，来表达这意思，往往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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