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为跨文化交流桥梁与纽带的外语人才，尤其是掌握我国周边具有独特地理位置国家语言的人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人才不仅可以纯熟运用对象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能深入发掘我国优秀文化和周边国家文化间的传承与影响关系，更好地促进双向深度交融互通。

　　当前，如何探索周边国家语言人才培养新路径，如何培养更广泛意义上的外语人才，成为摆在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新问题。

　　厘清培养意义

　　我国周边地区国家众多，历史文化多元，文明图景五彩斑斓。进入新时代，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许多周边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在我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共赢互惠。当前，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扬帆起航，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蹄疾步稳，“一带一路”框架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的雏形初步形成。

　　我国已经有80余年周边国家语言人才培养的历史。20世纪末，教育部门逐步认识到建设包括周边国家语言在内的非通用语专业的重要性，并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部分教学质量较好的高校作为“国家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周边国家语言人才培养战略布局仍然相对滞后。无论是经贸合作还是安全合作中，掌握周边国家语言的高层次人才缺口依然很大，亟须紧前布局，加速培养，弥补短缺。

　　找准培养短板

　　周边国家语言人才培养战略布局相对滞后。首先，高校外语语种的创立开设、招生规模、培养方案大多凭借市场需求导向，而非国家战略驱动。某些就业相对较好的语种，高校往往竞相开设。近20年来，广西、云南的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泰语专业，个别学校年招生量甚至达到数百人。然而，个别就业市场前景不好的语种，尽管为国家战略所需，却极少有高校愿意主动开设。其次，仅重视官方语言人才培养，对于有些地区方言关注不够。周边国家语言不仅有官方语言，很多与我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方言也应包含在内。还有专家从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提出南海问题需要他加禄语、宿务语、伊洛卡诺语等语种，中东问题需要阿姆哈拉语和库尔德语等语种。就目前我国外语院校开设语种情况来看，尚未专门开设周边国家关键方言，相关人才储备不足。

　　周边国家语言高端人才培养质效稍弱。著名语言战略研究学者文秋芳曾直言：“在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上，我们对培养多语复合型人才艰巨性的认识不足，现阶段外语人才呈现出‘小才济济’、高端人才极度缺乏的尴尬局面。”当前，能够运用所学语种开展工作的毕业生数量比例并不高，更不用说既精通语言又熟悉对象国历史、文化、国情，乃至熟知国际法理斗争、国际贸易谈判规则的基于周边语种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层次人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部分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曾出现因缺乏高端语言人才而“折戟”的事例。此外，在对外战略传播过程中，综合素质高、语言能力强、善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冷门语种人才亦属凤毛麟角。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国传统上主要依托外国语大学（学院）作为培养周边国家外语人才的主渠道与主阵地。单一外语学科培养的外语人才擅长语言应用与跨文化交往，但在知识结构、研究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二是尽管部分高校周边国家外语专业已经尝试开设区域国别类课程，或者允许外语专业学生辅修其他专业，但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成功改革案例不多，存在课程建设水平稍欠、辅修专业顾此失彼等客观情况。三是周边国家语言人才供需对接精准度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等行业协会每年都对国内非通用语种发展情况进行及时更新与分析，不少高校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发布本校非通用语种人才毕业情况，但很多用人单位并不能精准掌握此类信息，导致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出现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