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一八一三年上结束了买卖，住到伏盖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食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都无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整新了一番，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要的糊壁纸。髙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房东看他那种满不在乎的阔气，以为他是个不知市面的冤大头。（傅雷译）

只要把傅雷的这段译文和巴尔扎克的原文一对照，便可以发现译文中有好几处的词语和句式都作了灵活的处理，如“六十九岁的髙老头”、“那气派”、“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例如”、 “羊毛绒面”、“也许房东看他那种满不在乎的阔气”、“不知市面的冤大头”，等等。句式结构的变化就更明显了。就拿这段原文最后一句来说吧，若照原句的结构进行翻译，意为“髙老头让人随便作弄的那种满不在乎的阔气，教人把他看作对买卖一窍不通的傻瓜”。而原译文把这句的侧重点移到“房东”这边来，一方面与前面文字“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保持前后逻辑关系的连贯，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象“教人把他看作...”这种笨重的句式，使译句显得简洁流畅。译文中唯“一些起码家具”的“起码”两字还可以推敲，原文不是强调其少，而是强调其差，似乎译为“一些蹩脚的家具”更符合原意。

从上述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神韵重于形貌，在两者不可兼顾的情况下，要尽力保存原文的韵味，而不可舍本就末，只求字面上的相似。傅雷对于译文的神韵与形貌的关系，曾有过精辟的见解。他说：“倘若认为译文标准不应当如是平易，则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高老头》重译本序）傅雷提出的“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这一假定，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克 服文学翻译中那种似中非中、似洋非洋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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