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提出了语言意义的社会观。达米特明确提出了“语言意义的社会性”的正确主张，认为语言的作用归根结底在于意义，不从属于社会规约性的个人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语言的社会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观前提下，才谈得上个人语型(idiolect）的“特殊的意义”（即个人赋予词语的独特意义）。

强调语言及其意义的社会性，就是承认非语言语境对语言意义的制约性，这是符合语言实际的。这个思想源自前期维根斯坦的“思维-语言一世界”的三元关系论，在这个三元关系中，具体表现思维的语言在“实在的世界”这个框架之内才能活动。语言在实在世界中的应用就是真值的证据。在达米特看来，规定真值条件如果不是为了说明语句的意义，就毫无意义。

第三、奎因明确提出“意义取决于语境”。在奎因看来，意义由观察而获得的经验产生，而“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Quine：953），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向弗雷格那样将意义单位从词语推进到句子，而且还应该前进一步，将意义单位提升到科学理论的整体，以科学理论的整体为框架和依据。实际上，奎因是提倡一种宏观的语境论；他在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1969）中强调了所谓“语境定义”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作为整体的语句获得了意义，作为组成部分的语句才具有意义。整体语境是决定意义的首要证据。这实际上是在强调非语言语境的重订。

第四、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依据就是语境，或者说言语行为应当如何做到适境，即意向与形式的统一。他在Philosophical Papers（1961）中说，语言研究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在什么时候应当说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境中应当运用什么样的词语”，适境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对奥氏提出的日常语言“三步分析法”，看到它的分析法的核心正是情境的适应性：

第一步是用语言应用的适境(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最佳）表达式来证实辞书的释义；第二步是以适境为条件，罗列并验证各种不同的表达式差异；第三步是以“数据手段”来为适境言语行为作理论描写。其次，以从奥斯丁的整个语言行为理论的前后期发展来剖析其核心问题集中于适境。其前期关注的理论命题是关于所谓“实行式语句”(the performatives）与“直陈式语句”(the constatives)的“真、假”特征与真值条件。奥氏将焦点集中于句式真值论，这与译学重视的以意义为轴心的语境问题关系甚微，但他在六十年代初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对译学则很有参考价值。在奥氏的这个理论体系中，核心课题是illocutionary act(意向性行为，或译为“施为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等等），正是在这个核心课题中，他引入语境机制，作为与语言形式（表达式）息息相关的因素。按奥氏自己的阐释，意义和指称必须放到总体言语情境中加以考察；离开总体言语情境框架来谈意义和指称必然是不得要领的(Austin：1962)。我们从奥氏的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来看，语境C确实是贯彻始终的（下文中Sp代表言者，Hr代表听者，C代表某一特定的总体言语语境框架）。

由此可见语境是某种言语行为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条件。继奥斯丁后，斯特劳森和塞尔等人又就言语行为理论多所阐发，都肯定了语境在言语交流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巴赫(K. Back）、哈尼希(R. Harnish）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语境中的相“互信念”(mutual contextual beliefs)的观点尤其值得参考。他们认为相互信念是推动交流的前提，而语境则是相互信念前提的时空条件。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实际交流意义的、泛时空条件的（也就是没有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相互信念，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泛语境的有意义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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