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还发表了大量评述王尔德及唯美主义的译文。如梁愚春译《王尔德》(Robert Lynd作）、徐懋庸译《王尔德》（纪德作）、高明译《现代英国文艺思潮》（横川有策作）。这些译文主要从文学、社会发展、哲学渊源、思潮流变等方面介绍、评析王尔德文学美学的内容及产生原因。在译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几乎所有的介绍者，都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提出了批判。

中国王尔德的研究几乎与翻译同步，因为散见于诸家译本的前言，后记都对王尔德的作品及创作思想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探究。值得ー提的是，1921年刊载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5期）上的《王尔德评传》，作者沈泽民。《王尔德评传》详细介绍了王尔德的生平，还特别分析了《莎乐美》。接着张闻天、汪馥泉为介绍王尔德的《狱中记》撰写了《王尔德介绍》长文，连载在1922年4月3日至18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后收入《狱中记》，于1922年12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文章不但详细介绍了王尔德的生平，思想、作品，并且作了分析，特别是唯美主义。这两篇文章都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又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求变革，正是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意愿与奋斗目标。这点，恰好与王尔德的创作思想契合，所以要欢迎王尔德。赵景深曾在《文坛旧忆》（北新书局，1948年4月）一书中回忆道：“王尔德在我国文艺初期的确走过一阵红运，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例如田汉译《莎乐美》，张天闻等译《狱中记》，穆木天译《王尔德童话》，洪深改译《少奶奶的扇子》，孔襄我译《同名异娶》等，零星的译文还不在内，至于杜衡译《道灵格雷的画像》，巴金重译《自私的巨人》之类，那却是最近的事了。”

因此，王尔德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戏剧界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只是天才的流露”。正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点的翻版。郁达夫更直率地表示“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郭沫若在所作《王昭君》ー剧中，有明显刻意模仿《莎乐美》的写法。

翻开欧阳予倩的翻案剧《潘金莲》，我们不难从剧本的名字到内容都看到《莎乐美》的影子。尤其从“崇拜力与美”的“新女性”潘金莲身上，看到中国式的莎乐美精神。另一例子是向培良的剧本《暗嫩》。此剧不仅主题，艺术表现，甚至取材都同于《莎乐美》。

抗战以后，由于形势剧烈变化，各种兴盛一时的现代主义介绍浪潮逐渐衰弱。王尔德译介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但还没销声匿迹。40年代译介王尔德作品的主要人物当数巴金。巴金早在20年代就“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的童话的念头”。1942年3月中旬，他由桂林赴重庆，随身携带的就是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并从此开始将王尔德《自私的巨人》等九部童话、《裁判所》等七篇散文诗陆续译出。这些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首次中译。大部分刊登于桂林、上海等地的文学刊物上。最后结集为 《快乐王子集》出版。同时，译介文章也重新出现，如李联译《王尔德的悲剧》（Mon- taguo Summey作），钟岳年等作《王尔德》。

5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王尔德作品的译介几乎全停止了，与二三十年代形成强烈的反差。只有巴金在40年代译出的《快乐王子集》于1955年和1957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两次印刷。这ー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重新出版巴金的《快乐王子集》，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钱之德译《王尔德戏剧选》。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姜允麟译的剧作《灵魂的毀灭》。90年代以后， 尤其是90年代末王尔德的作品重又受到中国译界的关注。二三十年代翻译的剧本都先后有了复译本，其中《道连•葛雷的画像》有4种复译本，复译最多的当推《王子童话集》（有的译《快乐王子》或《王子童话故事》），共有15种左右。一直无人问津的小品文也有了张介明的译本《王尔德读书随笔》（上海三联书店，1999)。

值得ー提的是，中国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推出了《王尔德全集》，六卷，这套全集收齐了王尔德的全部作品,也是我国迄今惟一的《王尔德全集》，该集第一卷《小说量 话卷》（荣如德、巴金译）。第二卷《戏剧卷》（马爱农、荣如德译）；第三卷《诗歌卷》（黄杲圻等译）；第四卷《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译）；第五、六卷《书信巻》（苏福忠等 译，共收信1098封）。

近50年来中国对于王尔德的研究，虽谈不上是空白，因为散见于有关刊物的论文还是偶有谋面，但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远远不够的，至今也未有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