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合”是个具有“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虽然它把杂合当作抵制强势文化的反抗性策略，但是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是对强势文化压迫的被动性反应。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抵制性行动——“拼贴”。“拼贴”源于互文性理论，指的是不同文化、文本或语言间相互镶嵌的关系。在文学翻译中，“拼贴”是一种翻译策略, 即把西方语言文化的碎片与文言传统的碎片拼凑在译本中。这意味着译本并非两种文化、文学或语言相互和谐的融合，而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把两者相互拼凑的产物，译本中不同文化因子依然可以显性地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并不能理想化地融为一体，而是依然处在相互争辩中的矛盾统一体。“拼贴”也是一种“杂合”的形式，但更具批判性和抵抗性。它把译本看成不同文化间斗争的场域，而非实现相互平等对话的“第三空间”;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动态 的矛盾斗争展示和实施的舞台，而非相互妥协后的最终结果;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进行争辩的一种方式，但却主动放弃了相互平等对话的幻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不同 文化、文学、语言的殖民与反殖民关系中去。与“杂合”一样，“拼贴”也同时认可了异化与归化的策略。它把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与本土意识相结合，以全球化抗拒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又以本土意识防止民族性丧失在全球化的洪流中。

无论何种杂合度，“拼贴”都为民族性留下空间，为文言在译本预留下了位置。文言之所以能够拼贴入译本，是因为“在人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首先包含着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循坏关系，文化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现为从过去到现在的单线单向的演化发展结构，但同时又是从现在到过去的倒向循环的还原、再现和重叠过程”。文化的共时性中蕴含着历史的因子。翻译两种文化间发生共时性关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容纳进了历时性的存在。当外来文本被纳入到译入语中后，同样也在译入语文化的历时性中得到阐释，过去也可以在文学翻译的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再现。在外汉翻译中，把欧化的语句与文言句法相拼贴，可以使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现代与传统并列，异质性与本土性共举。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回溯”，弱势文化可以把文化帝国主义所肢解的“过去”重新拼凑起来，以切实弄清楚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前所受到的伤害程度。在过去的碎片中，译者和读者可以发现现在与过去的关联和背离，揭示中西文化权力争斗的事实，了解本土性是如何被遮蔽以致喑哑无声。在反思“现在”是如何被建构的同时，追溯民族性的本源，并以批判的态度面对文化的发展，从而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对待未来文化间的交流。

由于现代汉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欧化的产物，把它与异化的汉语并置，只会验证文学语言欧化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进一步强化汉语欧化的趋势，巩固现存的异化的文学翻译规范。文言的使用将使两者明确相互间的界限，标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防止强势文化的恶意性渗透，警醒读者和译者不要成为强势文化权力建构的帮凶和同谋。“拼贴”的目的是强化文化间的界限而非填平相互间的沟壑，显现差异而非遮蔽差异，强调译者参与并主导文化间的斗争而非回避文化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运用文言虽然彰显了民族性，但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拼贴也认可异化的存在，只不过是把文化间的对话/斗争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汉语的欧化始于翻译，翻译直接将文言踢出了不同文化和文学间竞技的舞台，丝毫没有为文言留下自我辩护的机会。虽然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展示了两种文化、文学和语言间不和谐的对峙，但可惜的是，这种文化间的争执性对话根本没有来得及展开和深入，就完全湮没在现代化的口号与西化的进程中。“拼贴”就是试图回到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起点，重新思考它们相互的关系，并考察文言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