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受尊崇的观点，即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的观点。这个观点是钱钟书先生提出来的，在翻译界流传甚广。钱先生博通中外，综贯百家，凡有所论，立意必高。故此译论流传甚广，成为译界评论者的口 头禅。就翻译的抽象标准演进史而言，“化境”论确是继“信、达、雅”论、“传神论”之后最深刻的论点；但就翻译的具体标准演迸史而言，此论则又是最不切实用的论点。

追搠起来，“化境”论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对于文学家而言，翻译常常被推为再创作艺术，所以文艺理论尤其是诗论多可以应用于翻译理论。故信、达、雅之类乃至后来的传神、神韵之类的提法，多半是将文论移用于译论，而至钱钟书先生，则译论不仅倚重文论（尤以诗论比附译论），更兼有佛学的空灵境界，遂有化境之说。汉末之求质，唐之求信，严复之求信、达、雅，已令译界聚讼纷纭，但其大体，似尚有些具体的东西可以把握，虽不甚明白，总可看出些眉目，至传神说一出，这个标准就有些玄起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译文信与不信，还可以依据原作进行比较。纵然理解有别，总有些根据。面传神之神，却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只是对全文总体精神的一种主观感受。当 然，传神说一出，实际上是把对表层结构的传达问题引向对深层结构的传达问题，功劳是明显的；但因为完全离开形来谈神，往往沦为空谈，实际上只是在助长美化译法。形之不存，神将焉附？传神说比之其他标准，重原作的实质性内容，功绩固在，但并不切实有用，将标准抽象化，等于抽掉了标准的具体内容。中国翻译理论至此实际上是在重“倍”的基础上，强调达、雅。到了钱先生的化境论，这个理论顿时愈来愈玄，终至于化得无影无踪。因为“化境”只是译者或读者在读译作和原作时产生的一种总的心理感受，而于同一作品，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体会绝对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