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很少有人论及。但我们须记住，翻译家也是人，要生活，要娱乐，并不—定一弄翻译就非抱有拯环球黎民于水火之心不可。实际上很多翻译家初次翻译时多半是兴趣使然，译得多了，这才正经起来，当作自己的事业干。各行各业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把本行看得过分重要，弄哲学的，弄文学的，弄天文、物理的，莫不如此，翻译家也一样，也喜欢神化翻译业。自然也有虽然自己在搞翻译却又偶然对翻译说些风凉话者，如郭沫若早年（1921)就曾将翻译贬在创作之下，目为“媒婆”，扬言要“稍加遏抑”，惹得沈雁冰先生大为不满， 事隔13年（1934)还忍不住著文反驳。其实“媒婆”说并非始于郭沫若，而是哥德的看法。郭沫若当时也未必就真正在“鄙薄”翻译，细审郭沫若前前后后有关翻译的文章，就知道他其实是十分看重翻译的，他之所以抛出“媒婆”论，只因为他觉得当时的翻译太受宠了，应该“稍加遏抑”，好让创作这“处女”有出头露面之日，他自己就不只一次地说翻译是“一件难事”，“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凡有鄙薄翻译者出现，翻译家总要恨恨不平地加以攻击，你说翻译比创作容易，我偏要说翻译比创作更难。鲁迅即是持此说者。以鲁迅的文字工力和外语能力，照理应该在翻译上取得不逊于其创作的成绩。而实际上，人们今天读的主要是他的创作，而非他的翻译。尽管他翻译的文字总数与他创作的总数基本相当。因此，就鲁迅个人的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翻译确实是难于创作的。好在翻译虽则是难而终于仍然有许多人心甘情愿振笔为之者，虽一半或因生计所迫、工作所求，不得不为，而另一半则亦因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尤其是译诗者，不辞字斟句酌之苦，不嫌稿酬润笔之微，所费时日虽倍胜于译他种文体，而仍乐而不疲，其原因就在于译诗过程本身能给予译诗者极大的审美快感。严又陵所谓“一名之立，句月踌躇”，表面上似是在诉苦，其实无异在自我广告其翻译态度的严谨，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踌躇”者，“踌躇满志”也。近人诗词翻泽家许渊冲教授提出译诗者对译事须“知之，好之，乐之”，并以“乐之”为译诗最髙境界，亦可证此说。

如果翻译时只有苦，未有乐，恐怕无人肯问津。不但译事如此，其他各行业，亦莫不如此，难怪古希腊哲学家居勒 尼学派、伊璧鸠鲁等力倡快乐主义，而后世哲学家、伦理学家多有和之者。所以翻译活动本身具有或应具有娱乐的性质，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翻译活动既有娱乐性，翻译者对译作的处理，自然也就往往有凭兴趣出发而缺客观准绳的嫌疑。如林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170余种，多半是为了舞文弄墨，好让同辈诸公欣赏其古文笔法，往往是译文内容的重要性于他竟不及其译笔美之重要性。所以凡是“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就不免手痒难熬， 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士写”。查对原文，林对原文的“加工改造”或云“润色增饰”甚至无端仿造处，比比皆是。在林纾眼里，翻译当然是以这种方式为妙，因为他也有自己的翻译标准，不过他的翻译标准从属于他的写作标准即所谓“古文义法”，“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语）。翻译过裎的审美功能的效用明显表现在林两个时期的译作中，在“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离恨天》之前，林之文笔十之八九藻丽飞华，浩瀚流走，原因就在于他以译事而寄写作之乐岁之后，迫于生计，“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钱钟书语）于是“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故评价林译的价值，也应把这种因素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