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派运动的源头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者如施莱尔马赫和20世纪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其中斯坦纳的巨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G. Steiner, 1975)对翻译的阐释学发展作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在该书中斯坦纳将阐释学方法界定如下:“考察如何‘理解’ ー篇口头或书面言语，并试图以ー种普遍的意义模式来审视这ー过程。”

《通天塔之后》1975年初版，1992、1998年再版，被视为“自18世纪以来首部系统地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过程的著作”。斯坦纳最初关注的是译者的心理和知识对大脑的作用，后来他又深入探讨了翻译过程背后的意义与理解问题。当他重新回到翻译的“理论”（通常加上了引号)问题时，他是这样勾勒自己侧重于阐释学的“总体化”(totalizing)模式的：

ー种翻译“理论”，一种语义的转换“理论”，必须具备如下一种意义：要么它是意图明确，侧重于阐释，并标出ー套操作模式，以供所有的意义转换、所有的语义交流(包括雅各布森所谓的符际翻译，即“变形”）之用；要么它只是这ー模式中的某个从属部分，特指涉及语际转换与不同语言间有意义的信息的释放和接受……这套“整体化”模式颇具启迪意义，就在于所有的表意过程和阐释性接受都牵涉到翻译，无论是语内的还是语际的。

                                                                           (Steiner, 1998:293 - 294)

斯坦纳对翻译的阐释学描述，或称“就意义的探究和对意义挪用性的转换”，是基于这样ー种认识：翻译并非ー门科学，而是 “ー门严谨的艺术”，“极其精确但缺乏系统”。阐释步骤 (hermeneutic motion)构成了斯坦纳描述的核心，它共分四个部分：（1)起始阶段的信任（initiative trust); (2)攻占（aggression) ，或插入(penetration) ; (3)吸纳（incorporation),或具体化（embodiment) ;(4)补偿（compensation)，或复原（restitution)。各步骤的要点如下：

1. 起始阶段的信任：译者的首项行动便是“ー项信念的投入”，这ー信念和信任就在于认为原文中的某些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斯坦纳将此视作人类以象征的方式去认识世界的集中体现。就翻译而言，译者将原文看作是代表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这些连贯的“东西”是可以翻译的。基于这一原因，斯坦纳认为胡编的歌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无法翻译的，就在于它们不能传意，或者根本不试图传达任何意义。”斯坦纳所描述的这 种观念又隐含着双重危机：

•这里的“某些东西”也可能演变成“一切东西”，这正如中世纪的翻译家和圣经注释者，他们时常沉浸于神圣旨意之中，又处处受到束缚；

•它也可能“空无一物”，因为意义和形式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同时也是无法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