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在分析特定文学问题时发现，文学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且对所处的历史阶段也产生影响，这就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文学演变的问题。通加诺夫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是对存在整体性的一种解构。文学传统不再被看做一条连绵不断的直线，而是对诸多因素进行解构和重构的斗争。通加诺夫的这一发现，就俄国形式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翻译研究派的发展来说，都意味着一个关键性的突破。通加诺夫认为，共时特征取决于过去和将来，这促使他对历时概念和文学在历史上的功用进行了更正。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系统具有辩证关系，不应当将其孤立出来进行研究。这样，“文学性”就与差异性划上了等号，“文学演变的主要概念也就成为系统的变异(mutation)”。

通加诺夫的思想有两大明显变化：第一，他认为“文学性”的定义不能脱离历史，其存在取决于内部的相互联系；第二，随着约束文学关系的系统规律重要性的上升，形式整合的重要性下降。他的理论目标是找出约束所有系统(包括文学作品）的“特定的结构规律”。他认为，应当把文学形式因素的功能同其他文本内部文学因素、文本间文学因素和文学外的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形式主义对一些文学因素的抽象概括，例如结构、节奏、文体、句法等， 有一些作用但也有局限，因为这种研究注定会发现某一特定的文学因素会因所处的系统不同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创新的形式因素与特定的文本以及与业已存在的文学秩序的相互关系，通加诺夫引入了“系统”这一概念。整个文学世界和超文学世界可以划分为多层结构系统，例如文学传统可以构成不同的系统，文学体裁也可以形成系统，一件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个独特的系统，而整个社会环境又构成另一个系统，所有这些系统互相联系，“辩证”地相互作用，共同协调某一特定形式因素的功能。通加诺夫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在于把形式主义的范围扩展至文学和社会准则，让文学作品改变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观察事物的方式。通加诺夫引入了“准则综合体（complex of norms)” 这一概念来阐释这一关系。这样，个人言语第一次与存在的文学准则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评价”和决定其内在规律的准则。

虽然通加诺夫钟情于系统理论，但其形式主义根源却依然可见，文本的形式结构仍然占据首位，文本的内容处于次要地位。通加诺夫关于文学演变方式的论点仍建立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一早期形式主义者所热衷的手法上。他所设计的历时的演变模型仍然主要决定于他的共时概念倾向。这样的模型存在一个矛盾：他试图把历史观点和社会现实引入其模型，以此来扩大俄国形式主义的领域，但同时却又保留了共时的概念类型，即文本的“结构”功能。在通加诺夫的分析框架里，文学根据其规律自主地演变，与外部因素无关。我们见不到各种文化环境、经济条件或文学机构(如新闻界)对文学系统演变的影响，而物质世界、作品的内容、作品的历史所指、作品的意义等均被降低到了附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