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描述并哀叹了译者的典型命运。译者为了挣得往往不多的固定费用，常常ー份合同接着一份合同地翻译；出版商(而不是译者)发起大部分的翻译活动，而且通常力图把翻译成本降到最低。正像韦努蒂展示的那样，出版商通常不愿意给译者版权或版税。韦努蒂对此感到痛惜，认为这是出版行业的另ー种压迫，但由于译者在整个网络中非常软弱，这种压迫并不罕见。彼得•福西特把这个复杂的网络描述为ー种“强权行为”，最终产品主要由编辑和文字编辑决定，这种行为通常导致了归化翻译。与出版商的访谈证明，编辑的外语常常并不流利，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译文在目的语中应该“易读”。

有的时候，这种强权行为也许导致原文作者完全被排除在翻译过程之外。库黑瓦扎克(Kuhiwczak，1990)记录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The Joke)所经历的戏剧性的命运。该书的第一位英语译者和编辑合作，为了使故事更清晰，便于读者阅读，决定把原文中故意混乱的时间顺序梳解开来。昆德拉非常震惊，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要求有ー个新的译本。韦努蒂(Venuti, 1998:6)对昆德拉扮演的角色，包括利用了以前译者的工作却没有致谢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声称“昆德拉不想承认翻译必须协调语言与文化差异”。

另ー个关键的参与者是作者的代理人。实际上有关代理人在翻译中的作用，极少有人撰文分析过(尽管在文学翻译会议上有过不少讨论)。代理人代表多个作家，从作家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他们把原文提供给有意向的目的语出版社，出版社然后再联系自己喜欢的译者。

对许多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作家来说，成功与否，要看作品是不是被翻译成了英语。实际上，编辑和出版商手中最大的权力在于，可以决定译还是不译一部作品。根据韦努蒂(Venuti, 1998 : 48)的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倾向于选择易于被目的语同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