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规模化思考（massive thinking）与细节化思考（detailed thinking）。这一划分源自Jean-Claude Milner在研讨Walter Benjamin思想时所作的区分，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具体翻译实践在自动化及半自动化时代的地位。规模化思考会导致普遍简单化（easy universal），而细节化思考则会产生普遍复杂化（difficult universal）。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与权力影响密切关联，而翻译也无法摆脱与权力影响的干系。在概要翻译（indicative translation）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文本的“规模化效果”或整体效果，即文本内容的大意，而非细节。
细节即语法的正确性和词汇的精确性。当然，概要翻译的可用性取决于翻译意图。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偶然性内容就是由此处所说的细节构成的，要想使机译系统有效进行，必须清除这种内容。在概要翻译中，细节并未被清除，而是变得无关紧要了。为了说明普遍复杂化对翻译思考和实践的重要性，作者采用了“间隙”(gap)概念,摒弃了“差异”（difference)概念。“间隙”既存在于文化的内部，也存在于文化之间。文化是动态的实体，处于恒常的变化之中。因此，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同一性”提法存在很大问题。
任何文化或语言都是不断混合和杂合的结果，译者追寻的并不是语言和文化的价值，而是人人皆可共享和利用的信息资源。普遍复杂化通过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细节而展现，揭示了翻译需要填补的空白。作者指出，上述观点与正在崛起的“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sm）话语不谋而合。数字人文主义是一次批判性的反思运动，致力于解释随着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而发生在现代文化与社会中的根本性变革。同历史上的前三次人文主义一样，翻译在数字人文主义中亦居于中心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时代对文化、社会以及技术的思考与可转化性相关，而可转化性与翻译密切关联。文本、图像、声音都可以被转换或翻译成数字代码，这意味着表象、身份、物体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们可能会被转化或翻译成其它形式，作为新的客体在新的语境下存在。语文学视角是数字人文主义的核心，旨在对数字化世界的语言与实践的意义及其历史进行细节化探究。作者借用Ivan Illich的“联欢工具”（tools of conviviality）概念来解读语文学视角下翻译与技术的关系。
联欢工具旨在对人类繁荣起推动作用，而非阻碍作用。数字化时代信息获取的彻底民主化，对译者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翻译就是一种联欢工具，是一种能够制造出“跨文化理解”之类无形商品的生产系统。而翻译技术，即译者的工具，则被视作翻译为构建“全球联欢”做出的部分贡献。作者借用了社会人类学家Tim Ingold关于“谱系”（genealogy）和“关系”（relation）的区分，剖析了翻译为人类社区构建所做出的贡献，指出许多社会和文化中翻译的功能即在于将操持某一种语言的人们带进一个“陌生群体”（company of strangers),而在数字化时代，由于互联网用户的规模巨大，且不断扩张，这一陌生群体已散布全球。译者及翻译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解放全球数字化社区的生产潜力，生成新的语言表达与活动形式。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翻译活动的形态必将持续变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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