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语言中心主义”囚笼的翻译学
2015-12-21 15:06:27 王宁 《外国语》 次
探讨翻译学学科的地位和现状,首先要从对翻译的认识开始。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翻译界,翻译始终被认为只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技能,因为《牛津英语词典》也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也即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性”行为。2003年版《剑桥高级学生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也作了这样的解释:(1) to change words into a different language( 把词语转换成一种不同的语言);(2)to change something into a new form,especially to turn a plan into reality(把某样东西转换为一种新的形式,……)。由此,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将自身置于语言学的框架下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对于上述词典定义的第二项则很少有人去问津。难怪在不少人看来,翻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可言,不值得去研究。随着翻译学或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持上述看法的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市场了。
尽管就其本源来看,翻译确实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是否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对翻译的研究只能置于语言的本体之内呢?随着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从另一个角度异军突起并带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界日新月异,再将自己关闭在“语言的囚笼”中就显得落伍了。实际上,即使是雅各布森这位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在试图全方位描述翻译时,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面。按照他的定义,翻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得到理论的描述和界定:(1)语内翻译,(2)语际翻译,(3)语符翻译或符际翻译。我曾认为,还应该加上跨文化翻译。由于雅各布森认为语际翻译才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因而其合法性一直是无可置疑的。而对于语内翻译,近年来人们通过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同一种语言,其古代的形式和现代的形式之差别也不亚于其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而将一种语言的古代形式转换成现当代形式也几乎等于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然上面这一例子仍然与语言的转换不可分割,因此久而久之在译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便形成一种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
那么对于语符翻译人们又如何去界定呢?至于将“某样东西”,例如声音、符号或图像,转换为文字的这种翻译我们又如何去界定呢? 显然,雅各布森在其定义中并没有作过多的说明,但却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我曾以中国翻译家傅雷对西方美术名作的文字阐释为例对这一翻译形式作过简略的阐释和讨论,认为傅雷的这种语符翻译实际上也近似一种跨文化和跨越艺术门类的翻译阐释。我在此想进一步强调,即使是雅各布森的这个几乎全方位的翻译定义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即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或曰跨文化的翻译。实际上,这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也离不开语言的中介,因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就是语言,但并不必仅仅拘泥于所谓字面上的忠实,而更应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就这一点而言,依然像过去的翻译研究者那样仅仅拘泥于语言文字层面的“忠实”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它可以做到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对应”(equivalent),但却达不到文化精神上的“忠实”(faithful)。再者,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所谓的文字层面上的“忠实”提出质疑:谁来评判你的译文是否忠实,是原作者还是批评者?从阐释学的原则来看,即使是原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能穷尽原文的意义,他常常在自己写出的文字中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而读者—阐释者的任务就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语言功力一一恢复并填补这些空白,这种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媒介进行的阐释也即跨文化翻译。我认为这是当前的文学翻译和理论翻译的最高境界。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语符翻译以及其他形式的翻译。语符翻译在雅各布森那里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变异”(transform),好在它还留在翻译研究的领地之内,但因翻译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语言中心主义”的主导,却一直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实际上,在一个文字文本占据读者大众的主要阅读空间的现代时代,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必定是研究者考察翻译的主要对象。然而,在当今这个后现代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言的作用也受到了其他传播媒介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各种图像的挑战。在今天人们的阅读和观赏中,图像的无所不在和对文字空间的挤压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仿佛身处这样一个“读图的时代”。我们经常面对的并不是主要由文字组成的阅读文本,而是由文字和图像共同构成的“语符”或“语像”文本,有时甚至图像占据了更大的空间,而文字则仅仅充当对图像的附带性说明,这确实给我们当代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也给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我的翻译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阅读同一种语言的图像,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猜测,而阅读用另一种语言解释的图像,我们则不仅要能读懂文字说明的部分,还要能读懂图像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和内涵,此外,还要用另一种语言对这些图像和符号所象征的意义加以说明。这就需要我们的读者—翻译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既要能将图像所蕴含的意义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翻译)表达出来,有时面对来自另一种语言文化的图像,我们还要具备跨文化语符翻译的才能,在阐释图像的同时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也翻译成目标语。这样看来,传统的翻译学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狭窄定义必须突破,翻译学所面对的应该是所有的翻译活动以及所有的翻译现象,包括语言文字的翻译,密码的翻译,符号的翻译以及声音和图像的翻译。它的功能很像符号学,是一门跨越语言、文化、艺术门类以及学科之界限的综合研究。因而对翻译学的重新定义就势在必行。对于这个大的话题,我将另文专论。
作者简介:
王宁,清华大学外文系。
相关信息:
本文为作者在《外国语》编辑部举办的“全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2014 年 1 月 19 日) 上的发言内容,经作者本人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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