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尼契书中引的是最后四行。最近见到杨苡先生据William Blake 原诗译出的以上两节，为：
如若思想是生命、
是呼吸也是力量，
思想的贫乏，
便是死亡。
那么，我就是个
快活的虻虫，
无论我是死去，
或是我生存。
一比较就能看出，杨译更贴近原诗，而且有前面几句，意思也清楚多了，大意是说：一个人虽微不足道，但有思想，因而永生，因而快乐。另外，gadfly和即便是作为简称的fly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李俍民译本的影响带上了时代的烙印，无疑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虻虫”能不能取“飞虻”或“牛虻”而代之，还真的是个问题。
作家刘心武的几段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参考。他谈到，当代我国大陆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在谈及自身创作所受影响时，言必及乔依斯、卡夫卡、福克纳、马奎斯、博尔赫斯、纳博柯夫等等，但是：
……所谓深受启发云云，其实恐怕首先是深受汉译者文风的启发。
他又说：
正因为我不懂外文，所以，我读外国作家作品的译本，等于是读了两个人的著作——外国作家给了我人物、场面、故事、氛围……或许还有思想，翻译家则给了我中文的语感。读译著，可以吸收的营养是很多的，却不大可能吸收到原著在语言上的精华。（刘心武，1999：218,311）
的确如此。原著语言风格的传达一向就是翻译的难题之一。看《青春的舞步》，有时真弄不清是在看村上春树，还是在看林少华。特别是对于不以情节取胜，而以语言风格见长的作品，这一点尤为明显。读翻译作品时，一般读者主要看的还是内容，语言成为障碍了才会注意语言，语言优秀时也会注意语言，而译者才更为看重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都是在无意识中吸收着译者提供的语言营养。看名著名言，人们常会记下来，诵读于心，但那所记、所背的，到底是谁的话呢？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名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很多人把这句署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抄在本子上以作自勉，谁会想到，这是翻译家梅益先生的手笔？我们知道，同一部作品，经不同译者译出的文字不会完全一样，如果这段话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尽管意思相同，但深深刻在读者脑海之中、反复吟咏背诵、一个字都不会错的，就不是上面这些文字了。换言之，人们背诵的那些话，“魂”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而“形”是梅益先生给的，梅益先生同时赋予这段话以新的生命。这并不是主张对翻译应取一种虚无的态度，而是希望说明：对译者来说，代原作者立言，下笔前三思绝不为过；对研究者来说，读者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接受对文学名著生存状况的震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读者看的是两种以上译文，措辞都有所不同，语言的模糊和两可又会带来印象的模糊，甚至钝化了一些思想的锋芒，那种阅读的冲击力和记忆还会清晰深刻吗？这就和语言心理又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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