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或评论是要讲道理的，而且要讲得有说服力。一般而言，说服力来自两种力量，一是逻辑力量，一是情感力量。前者体现在论证严密、材料准确等方面，可称为理性力量，后者体现在语言的感染力和内容的道德力量等方面；可称为感性力量。
就翻译批评的说服力而言，感性力量主要来自对语言材料直觉判断的准确。成功的感性化批评体现了直觉思维的特点，往往能直截了当地抓住本质性的东西，其准确和深刻会使读者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有眼前一亮的顿悟之感。然而感性化批评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感性批评经常会带有很强的个性，这一点对于文学鉴赏式的批评是可以的，也是它的一个特色，但从翻译批评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来看，要加强批评的社会效应，要提高批评的理论含量，以使之成为翻译学及其相关学科得以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个性化的批评就远远不够了。
其二，直觉判断的准确是要以批评者渊博的学识、敏锐准确的语感和细腻深透的语言审美能力为基础的，这就使得翻译批评的质量和说服力完全系于批评者的语言修养这一发之上，一失皆失，而且极易形成见仁见智、鱼龙混杂的局面，使批评失去依据、失去效力。在已有的感性化翻译批评中，从研究生不成熟的论文，到已发表、已出版的一些文章和专著里，因语感不准确而判断失误的例子并不少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论，其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都大可怀疑。
我国翻译批评的感性化特点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与我国传统文论一脉相承，因此具有和古代文论相似的一些特点，如不重论证、不重体系，关键术语内涵多解、界定模糊，表达重含蓄，理解重体验、重建立在直觉上的“悟”，等等。我国近代以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翻译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而翻译批评正是翻译标准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批评面对的是翻译这种实践活动，经验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经验主义也很容易对翻译批评形成影响。事实上，我国传统学界历来也是很讲究严谨的，如清代“小学”治学之严就一向享有盛名，所谓言必有据，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真要做到绝非易事，“南郭先生”要在学术界混口饭吃并不容易。即以这些标准来看，盲人瞎马、全凭感觉的批评也是难以立足的。
感性化与理性化并不是两条绝然对立的途径，二者是相互渗透的。正如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一样：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中必有理性思维的光辉，否则就成了精神错乱，而科学探索中不可或缺的直觉和想象力也体现了非理性思维的特点，没有这些直觉和想象力，也就没有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同样，成功的感性化批评中，那丰富的经验、深厚的学养都蕴含着内在的逻辑力量，而建立在各种学科方法基础上的理性化批评中也都包含着众多的直觉判断。翻译研究中历来就有重理性和重经验两种倾向，应该说，二者都有存在的根据，区别仅在于方法及适用范围的不同，翻译批评也是如此。感性化批评并非无足轻重，即使是单纯的挑错式批评，只要挑得准确，言之成理，翻译界都非常需要，然而相比之下，我国翻译批
评的理性化含量却是亟待提高。换言之，我国翻译批评需要“补钙”，需要“强筋壮骨”。这不仅是加强翻译批评、提高其社会效应的需要，也是翻译理论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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