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以民族文化和历史、地域为变异因素的种种行为模式，因此，即便是同一种语言（intralingual），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地域的变异都有可能导致语义功能的改变。典型的例子是英语和美语的差异。由于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分别具有各自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历史、地域等不同形态的参照系，因此同一个英语词在两种地域性英语中都不能获得语义上和形式上的等值。比如“homely”在英国英语中完全是个褒义词；但在美国英语中，这个词却很可能具有贬义（《纽约时报》广告：Exact skincare makes you less homely.）。因此，连卡特福德自己也认为等值最终仍不得不诉诸语义的转换。其实，在任何一个语法平面上求得形式对应，使之既处在语言文化，文字结构形式以及行文风格的互相参照的框架之内，又具有语义等值，实在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倘若执意为之，则难免导致削足适履的机械论。就汉英而言，就更难获得这种“等值”了。
“等效翻译”原则也是西方比较盛行的文学翻译模式，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奈达的研究主要基于《圣经》的翻译。奈达关于等效翻译原则的基本主张是译文在译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等效”论者借鉴了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从而扬弃了“本文中心论”的主张。这些理论思想，对提高翻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等效翻译模式忽视了语际转换（特别是非同一语系或语族）过程的诸多可变因素（variables）。这些因素有：（1）由于原文（文本）的语言结构（包括语音体系）产生的音乐感、韵律感殊异或有异，不同语言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此外，文字体系的图象性所承载的意义及语素的配列组合所产生的独创性、谐谑感和幽默感（如汉语的歇后语、双关语）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2）接受者层次（如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的文化、教育背景、审美标准及智能差乃至个人经历与体验等等可能对同一译作的感应效果大大有别于原作对操原语的人所唤起的感应的效果。（3）时空因素，其中包括历时因素和共时因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由于具有不同的时代感和地域差对同一历史作品的审美感应效果很可能有很大差别；“与该历史作品的同时代人的感受更难相比”（Mathew Arnold,1861）。时空差产生“不等效”是个恒常现象；产生“等效”，则是非恒常的、偶然的、相对的契合。（4）民族心理和意识倾向不仅可以导致不同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而且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系统。因此，不同民族心理对语言承载的信息感应不可能是等效的。（5）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更为显著。语言的模糊性导致对语言的感应的千差万别。语际转换不能消除语言的模糊性，因为，语言艺术作品的效果在原语和译语中都是模糊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应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美或丑的感受只具有一个模糊测度。可见，所谓“等效反应”即便对同语系或同语族的双语转换，也只是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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