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虽然已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在大多数译者心中仍以“有五千年文明之中国”为自豪，认为西方有的中国无不有之。一种“中优西劣”的思想仍据统治地位。这时的翻译主要的是改造同化型的翻译。他们不注意吸收新的表现方法，以诗歌为例，马君武曾在《马君武诗稿》中有译诗三十八首，其形式皆为五、七言古诗体，将原来西方诗歌形式上追求自由奔放的特点变成了中国古诗的严格拘谨格律，小说、散文体的语言灵活、结构多变也被一些人作为“继方、姚道脉”的工具，成了十分“雅训”的中国文体，使得原作语言风格荡然无存，原作的异域风俗也十分中国化了,Shakespeare、Byron、Dickens、Conan Doyle在他们笔下几乎如同一人。
这种改造同化的翻译观，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鲁迅等人的努力才得以克服。他批评前一时期的翻译时说：“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真正的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是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他原来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习惯，为了比较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鲁迅倡导了一种新的翻译观，即，真心模仿翻译观。鲁迅十分明确地表示：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现了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他十分强调吸收新的表现手法，指出翻译外国作品要“竭力……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曾说：“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据为己有，……如日本，他们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为平常的了。”
应当说，从鲁迅开始，翻译开始走向真心模仿的阶段。而在译者方面，已由中国文化中心论转到西方文化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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