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翻译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普希金。亚历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作为翻译家，他主要译了17世纪、18世纪法国诗人的讽刺诗篇（其中包括伏尔泰、帕尔尼和安德烈•谢尼耶的诗）、古罗马贺拉斯的颂诗、古希腊抒情诗的片段、意大利诗人阿利奥斯托作品的片段、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和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Konrad Wallenrod)的序言，以及《可兰经》片段和《圣经》片段。
在普希金文学生涯的全部遗产中，译著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的艺术价值同样是高超的。普希金通过它们，以及通过他在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和在为数不多的翻译评论中所发表的精辟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翻译工作的向前发展。正如费道罗夫所说，普希金在俄国翻译史上的贡献，就像在整个俄国文学史与俄国标准语言史上的贡献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普希金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见解有以下几点：
（一）译者在选择原文材料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思想的支配。因此，在选择西欧作品时，普希金排除了一切先人为主的仿效西欧评论的干扰，所挑选的作家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进步思想倾向。
（二）译者在处理原著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笼统地说，普希金是一个活译派。他特别反对不讲究译文艺术性而只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他在评论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直译弥尔顿《失乐园》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作了明确的表白。他说夏多布里昂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弥尔顿的作品译过来的，在法语句法允许的范围内简直是再不能比这更接近原文的了……毫无疑问，夏多布里昂虽然力求一字不差地译出弥尔顿的著作，但在译文中却没有能够准确地保留意思和习惯表达法。逐字逐句的死译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措辞，自己修辞上的固定辞藻，自己固有的表达法，而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相符的词汇译成另一国语文的。”
普希金的翻译实践几乎处处体现了不死抠字眼这一活译原则，但他有时过于灵活，而跳出了翻译的圈子，变成了英国德莱顿在17世纪所说的那种拟译。例如， 他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对原作进行压缩、更动、改写，把帕尔尼的平庸的即兴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从翻译的忠实性，而不从译文在译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学性看，这样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它超越了译者的合法权利，篡改了原作者的本来面目。
但普希金的活译却有一个不容质疑的功绩，那就是，他的译笔明白流畅，纯朴自然。他不仅在创作而且在自己各个时期的译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俄罗斯的活的语言，使其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从而创立了罗蒙诺索夫半个世纪前倡导的那种 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当1880年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时，大作家屠格涅夫说广毫无疑问，他(普希金)创立了我们的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只有他的天才所修筑的道路，才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应当走的道路。”
（三）原著独具的特色，译者必须尽量保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普希金认为，特别是对待真正的大诗人如贺拉斯、谢尼耶和密茨凯维奇， 不能把他们作品中各自的风格特色、地方特色和历史特色一笔勾销，而应准确地传达过来。传译的方式可以是保留原诗的特殊格式，也可以是重视原作的言语特点, 还可以是加注说明。例如，普希金在译作《仿可兰经》中用了这样的诗句以配称与不配称为誓，以宝剑与义战为誓……”为了使读者对这种准确再现原文地方特色的译法不产生误解，他作了这么一个注释广在可兰经的其他地方，阿拉以牝马的蹄子、无花果的果实、麦加的自由、美德与恶行、天使与人及其他等为誓。在可兰经里这种奇异的修辞上的措辞比比皆是。”(转引自费道罗夫，1955:49)在译文《莫洛• 杰•勃拉泽准将札记》中，普希金准确地再现了原作中旧式的叙述手法，使译文带上轻微的学究式的笨重的色彩，而在另一篇译作中，他则再现了原作描述的简朴性和现实性。普希金即使对原作进行某种改变，也还是能抓住原作独有的特点，有时 还能以轻轻数笔就把这些特点复制出来。当译文在意思和形式上能与原作相吻合 时，他不会放弃形式上的逐词复制。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服从他的语言准则，即遣词造句必须做到清晰、准确、简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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