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翻译是对事物的重新命名。从目的语看，名称翻译使用目的语对源语事物重新命名，是历史因果指称链在目的语语境中传递的基础和前提。从源语看，名称翻译在已有指称关系中加入另一种语言符号的名称，多语种译名构成以事物为中心的辐射性多重指称方式，这些译名均是特定对象的新名称。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克里普克以人名为例，提出经过命名仪式，例如婴儿受洗，指称关系得以确立。译名指称关系也可以通过二次命名仪式确立，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Shakespeare”译成“莎士比亚”，该书的出版正是“莎士比亚”译名的命名仪式，此后这一译名指称关系在历史因果链条中传递。

　　名称翻译往往采用原名的音译，译名本质上具有任意性。事物命名具有任意性，目的语对事物的二次命名也是任意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并未溯源到事物最初的命名或原始指称链条，而是在某一跨文化链条上间接衍生出异质指称关系。例如，西班牙语中“Confucio”是从英语间接衍生的译名，并未追溯到汉语中“孔子”的历史因果链条。第二，译名不一定是严格的音译，如“Bernard Shaw”的汉译名“萧伯纳”就是基于原名进行的二次创造。第三，源语中的事物早已被引入或介绍到目的语文化，在目的语中，其名称古已有之，这时翻译往往是一种对应。例如，“孔子”和“Confucious”，汉语和英语对孔子这一对象的两次任意命名，分别是以对象为中心辐射出的原指称关系和英译名指称关系。

　　译名的演化反映历史因果指称链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或延续。以“Shakespeare”的翻译为例，据可考文献，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翻译的《大英国志》一书首次提到莎士比亚其人，译为“舌克斯毕”；1836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译为“沙士比阿”。后严复译为“索斯比亚”，梁启超译为“莎士比亚”。每一次翻译均是一次重新命名，译名指称关系形成。但进入历史因果链传递过程中，因为社会、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中断。“莎士比亚”这一译名沿用至今是指称链条传递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保证了其延续性。译名演化还有一种特殊情形，那就是在指称链条传递中，新译名并未取代旧译名，也不动摇旧译名的官方地位，只用于非官方语境下。例如，意大利城市“Firenze”，汉语基于中介语英文，译为“弗罗伦萨”，后来徐志摩从意大利语直译为“翡冷翠”，两个译名并行，分别用于不同语境或文体中。

　　语言哲学主张对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为生活中复杂的语言现象提供系统的哲学解释。描述主义指称论可分析名称翻译中原名、译名与对象的关系；历史因果指称论可解释名称的翻译过程。两个视角结合，可以从哲学上阐释名称翻译中为何同一事物对应多个名称。

　　（本文系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社科创新项目）“消费主义文化下流行语的生命周期研究”（RWSKCX2018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