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郑海凌提出崭新的翻译标准：“和谐说。”她提出此说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中谕之道”为基础的。她解释道：“我们提出的‘和谐说’的哲学基础，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和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中和之美’。”按照这种翻译标准，译者必须把握好分寸，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好“度”，“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和谐”的关键是适中，换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信息用译入语表达时出现的矛盾进行处理时，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郑海凌的和 谐说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的，对国际商务翻译的指导意义不大。文学翻译讲究审美效果，而商务翻译讲究客观，不需要追求美的效果。不过，如果抛开审美意识，以 中谕之道为鉴础的“和谐说”对商务翻译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任何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在进行问题处理的过程中，有时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只有在取舍的矛盾中采取适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杨晓荣在其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提出翻译标准的“第三种状态”。她研究翻译标准的二元对立后，在翻译标准的多元的甚础上提出“第三种状态”，其核心也是试图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来阐释翻译标准。她的第三种状态与郑海凌的和谐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以中谕的哲学为基础的。但是，如果说郑海凌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适中方法的话，杨晓荣的第三种状态走出了二元对立的状态，在二元的基础上，寻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介乎两者之间又包含两者的“第三种状态”。杨晓荣说‘第三种状态’既不是A，也不是B，因为它不纯粹；但它又兼有两者的性质，因此又可以说它既是A，也是B。”杨晓荣解释说：“‘第三种状态’作为翻译标准也不是‘多元互补’。”杨氏的“第三种状态” 寻求一种融合性的平衡。但是，至于怎样做到平衡，作者若能多作阐释，就更有实用意义。不过，杨氏提出，翻译标准有个依据的问题，这就是：条件。这种提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提出一个翻译标准，其先决条件是该标准所针对的对象是什 么，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或是商务翻译。杨氏对“条件”作了较为翔实的解释，有理、有据，颇令人信服。杨晓荣认为：“无条件地讲翻译标准，好像怎么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对，但是，只要对某一特定的翻译活动的需求一出现。翻译这个概念就由抽象化为了具体，各种相关因素因而产生（包括译者的翻译观），翻译标准也就明确了。”说到底，翻译标准的确定是以该标准的适用对象为前提条件。讲到适应，我们有必要提到胡庚中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他借用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将翻译标准的基础建立在适应选择论上。

胡庚中的翻译标准就是 “整合适应选择度”。他认为“适”与“不适”由译者决定，因为他的翻译理念是“译者 中心”。怎样判断自己的翻译是否“适”还是“不适”，得靠译者自己主宰了。其实， 胡庚中的理论与上述郑海凌的“和谐”论，杨晓荣的“第三种状态”有相似性，译者确定翻译标准靠自己去把握“适”与“不适”的“度”。

谭载喜认为“翻译标准的厘定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将翻译标准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①内容对等层次；②形式对等层次;③完 全对等层次；④部分对等层次;⑤功能对等层次;⑥话语类型层次：说明不同的话语 类型必须制定不同的翻译标准；⑦言语风格层次;⑧译文实用层次。谭氏的分类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的，具有实用意义。翻译标准的厘定过去只注重原作，现在还注重译作读者。

另外，翻译的目的论，为翻译标准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的原作，翻译给不同的读者阅读，翻译标准是不一样的。《圣经》的对象不相同，因而翻译时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翻译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以原文文本的文体、体裁为依据，以译文读者需求为目的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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