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应该有一个范围，否则，就可能“各有所指、人言人殊”。笔者认为，可将翻译研究分为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翻译内部研究指对文本等开展的内在研究，主要涉及原作者、原文本、译者和读者;翻译外部研究多指围绕文本翻译的外部环境所开展的研究，如促使译文产生的赞助者、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应该从什么角度研究翻译？是以文本为中心，重视译文文本和原文 文本的最大趋同？或是以译者为中心，重视译者作为个体读者的个人体验并把之传达给读者？或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力求使译文符合读者的要求和需要？或是以委托人、赞助者、出版商为中心，力求 使译文符合委托人、赞助者、出版商的要求和需要？

还是以原文产出地或译文输入地的意识形态导向、文化强弱为依据，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输入或输出并据此对原文进行操控甚至颠覆？显然，翻译研究可从内外部、多角度人手。但从哪一个角度较能接近翻译的本质? 笔者认为，外部研究是文本解读的必要前提，没有系统化的外部研究，就不可能有切实可信的内部研究。但外部研究不是最终目的。无论我们把外部研究做得多么好，都不可能代替对文本内容的内部研究。韦勒克曾说过，“文学研究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揭示和分析文本本身”。他的这一论断同样也适合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必须围绕原文作者的意图、原文文本、译者、译文读者等内在因素以及制约或促使译文产生的赞助者、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展开。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因素都一样重要。相对而 言，以文本为中心，对原文文本的解读最重要。

对原文文本的解读自然要由译者来完成。作为翻译主体之一的译者手中有多大的权利？译者真的应该如同文化派所鼓动那样“有权侵占原文、操控译文”吗？笔者的看法是，译者的确有一定的权利，但翻译不能等同于创作。译者的作用更多恐怕应该是调控，而不是操控。翻译是参与性的，它或多或少地会掺杂译者的阐释。然而， 有对原文文本能做出正确阐释的译者，也有对原文文本不能做出正确阐释的译者。文本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能使读者的内心世界接纳作者的内心世界。当译者进入到阅读过程时，必须要忘掉自己、放弃自己、超越自己，甚至可以说先让自己死去，这样文本才能活过来。 译者这种放弃自我、接受文本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提高的过程。文本与译者的关系显然应该是文本在先，具有本体性；译者在后，具有从属性。在翻译别人的作品时，译者应该尽量忘掉自我，使自己贴近原作者，力求使自己的译作贴近原意。译者如能充分认识自己与作者、与原文文本在文化与审美方面的距离，谨慎地控制自己的前理解，深入文本的内在结构，把握它一系列固有的特征，就能有效规避主观性，获得客观的文本原意。狄尔泰曾提出，把握和重现文本原意的方法是“设身处地”把自己直接置身于文本当时的环境之中，重新体验和感受文本的意境、情境和作者的意图，以求最终领悟、重现和复制文本的意义。所谓“设身处地”就是“悬搁”自己的实际处境、环境和时代、先见和偏见，把自己设定在原文文本的作者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之中，去体验和感受文本的意旨和情趣。因此，译者只能在源语语言文化和译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下有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从事严格意义的翻译时，译者能做的恐怕只能是调控文本。 比如二译者可以决定译文语气的轻重、译文的显形与隐形、译文词语的选择(褒贬）、译文语域的选择（雅俗）、译文的归化、异化或杂合化 等。只有在从事宽泛意义的翻译时，译者才能原文进行谓的操 控或改写，比如，体裁形式上的改变。但这也得有个度。超过了一定范围，恐怕就是误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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