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在公元600至604年间由第一批遣隋使传入日本的。据日文资料记载，著名僧人、学者桃源瑞于1469-1487年间亲手写成《史记桃源抄》19卷，这是最早的“国字解”《史记》。本哲三又有《对译史记》，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五月由五朋党书店刊行，该书系原文和译文对照的形式。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之多。如日本名古屋大学今鹰真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传的研究，曾和小川环树、福岛吉彦共译过《史记列传》、《史记世家》，收入岩波文库。另一位对中国史传文学颇有研究的田中谦ニ教授，曾与一海知义合著有《史记》，由朝日新闻社刊行。日本学者还重视《史记》原文的训诂，如泷川君山博士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广采博辑古今东西方各家学说，进行对比论断，校斟仔细，考证翔实。目前在日本文坛上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ー， 由于他倾慕《史记》和司马迁，故取司马为姓。早在江户时代，13本就大量翻刻中国的廿四史，并加训点。“训点”可以算是变相的翻译。据有关资料反映，越南也翻译过《史记》，但不知详情。

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也译过《史记》。他出身于一个在宗教战争中由法国移居瑞士的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师范学院。他的校长是一位古代艺术史家，引导他从事中国的研究。1889年，沙畹24岁那年，前往北京，以法国使团自由随员的头衔在北京逗留了 3年,这就使他有了充裕时间专心于研究工作。他曾在清末驻法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下着手《史记》的翻译。于来华一年后即译出《封禅书》，1890年在北京出版。他在北京翻译的不带评语的全部《史记》初稿，现仍存在纪梅 (Guimet)博物馆。沙畹回到巴黎后才出版全部译稿的三分之 一，即130篇中的47篇，共5卷(1895—1905)，并附有一篇前言， 一篇评论和一些大加发挥的附录。在前言和附录中，沙畹提出了至今汉学界(甚至包括中国在内）从未有的广泛的尖锐批判， 涉及到古代中国提出的全部问题。尽管它翻译的年代距今已有 90年，现在人们仍在使用，所以眼下巴黎迫切要求再版。再版中附有补充的1卷，其中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本的版本目录。（见保罗•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迷》，秦时月译） 

前苏联也重视《史记》的翻译，先后出过两种版本：帕纳秀克译的《司马迁〈史记〉选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共359 页)和维雅特金与塔斯金合译的《史记》两卷本（分别于1972和 1975年出版，共439页）此外，阿列克谢耶夫（1880—-1951)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1959年）一书中也精选了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 《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 《管晏列传》和《游侠列传》等。早在沙俄时代，汉学家比丘林就写过《历史笔记，史记》一文对《史记》加以介绍，此文后来于 1950年发表，载入《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比丘林著）第 1卷。同书还有比丘林所译《匈奴列传》一篇。该书的第2卷 (1950年）又有ー篇比丘林译的《朝鲜列传》。十月革命后的《史记》译作，据不完全统计有71种。除上面介绍的3种外，其他选译内容较多的，有《史记选》，选译了《秦本纪》、《西门豹列传》、 《商君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陈涉世家》、《高祖本纪》、《司马相如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10篇，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年）—书；斯塔金编译的《 司马迁〈史记〉》,选译了 《匈奴列侍》《李斯列侍》、《韩信列传》、《卫将军驃骑列传》、《李将军传》、《主父偃列传》，收入《匈奴资料史》（1968年）一书；波兹德涅耶娃的《司马迁史记选》选译了《商鞅变法》和《李斯列传》两篇，载入《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0年：以及载在《中国文学文选》第1卷（1959年）中的《李斯列传》和《吴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