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二发展阶段的几个主要特点。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 进人80年代以后，奈达对他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补充。他并没有完 全放弃原来的交际学派的理论,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把原来理论中的 有用成分纳人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就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三发展阶段的社会符号学模式。

在70年代，奈达研究最多的是语义问题。如上所述，他的观点是:跨语交际的问题主要涉及语义，若是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交际即翻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奈达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他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集中反映他这些思想的是1986年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和1996年的《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由奈达主笔的理论 部分较完整地反映出了奈达80年代的研究成果，可视为奈达翻译思想第三发展阶段的代表作。

与以往的著述相比，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有以下四点改变和发展：一是立足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强调文本的一切都具有意义，其中包括言语形式，因此不可轻易牺牲形式。即是说，形式也是有意义的，牺牲了形式，也就牺牲了意义。二是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不可不对这些特征予以重视。三是不再采用“动态对等”一说，以“功能对 等”取而代之，意在使术语含义更清楚易懂。四是不再采用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 联想意义的区分法，而是把意义区分为修辞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各类意义 又各分为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层次。此外，书中对意义与大脑、意义与心理的 关系作了阐述，并且提出了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同构”概念。

应该说，这些改变基本上具有正面意义。例如，奈达原先提出“动态对等”，后来改用“功能对等”一说。我们知道，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并无绝对的对等可言。译者寻求的只能是“切近的自然对等”。不过，“切近 的自然对等”是指什么而言呢？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解释是，它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而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奈达又把它解释为是指功能 而言。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 同或相似的功能。因此，使用“功能对等”似乎比“意义对等”更加准确，因为严格说 来，两篇言语材料在意义上是不能真正对等的。用卡特福德的观点来说，原文有原 文的意义.译文有译文的意义。国内翻译研究界的许多学者喜欢采用“等值翻译” 这个术语，但对于“值”的含义似乎一直未能作出十分明确而中肯的解释。假定“等值翻译”是可行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值”就应当是指“功能”，而不是指别的什么。

当然，奈达的理论和著述亦非完美无缺。首先，他的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交际性和可懂性的问题上，因而其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在《圣经》翻译领域强 调译文的可懂性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在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也始终把译文的 可懂性摆在第一位，势必导致译作语言的简化，甚至非文学化。英国翻译理论家纽 马克曾经指出如果把《圣经》中那么多奈达认为读者不能理解的比喻统统删去， 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意义的大量走失。”（Newmark，1977： 175)文学作品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的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要到字里 行间去体味、去捕捉。如果把原作中的比喻形象统统删去，把一切联想的意味统统 明说出来，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译文懂是好懂，但却索然寡味，达不到文学的目 的。近年来，奈达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在修改和完善过去的一些 观点。例如，他后来不再偏重译文的可懂性，而提倡一种“三性原则”，即可懂性、可 读性和可接受性并重的原则。另外，他不再全盘否定“形式对应”，而是认为翻译中 不可随意打破原文的表达形式。为了扩大他的理论的适用范围，他还特别增加了 修辞学内容。然而，尽管奈达作了这些修正，他对其新观点却没能作出更加深刻的 阐述；与其说他已使有关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如说他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存 在。另外，奈达曾经提出“翻译是科学”的主张，后来又基本放弃了这一主张。不管 是提出还是放弃，他都没有提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当然，瑕不掩瑜，综观奈达的毕生贡献，他终究是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当代翻译 研究领域最杰出的理论人物之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理应给他重重地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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